武侠|王阳明绝世功业背后的秘密：不动心诸子百家

阳明曾与王纯甫书指出：“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与王纯甫》，《全书》四，第96页）。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精神锻炼、修养程度的检验。普通人的烦恼、沮丧、压抑、不快、怨恨等，在阳明看来，都是精神锻炼不够造成的“动心” 。而君子在任何情况下能“无入而不自得” ，就是要能够做到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动心” 。这绝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尽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质与定力不同， “不动心”的境界作为主体性的成熟和内在力量的表现，是需要修养锻炼而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说，自孟子以来，儒家并没有忽视对这一种境界的追求。二程亦云：“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遗书》二十五，《二程集》，第321页）。这是对孟子、庄子皆有所继承。阳明与王纯甫书虽在正德七年，事实上这也是他后来经宁藩之变与张许之难“得力”之处所在。
站在这个立场上，人生的变故正是考验和锻炼这种境界的机会， “外面是非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便将流于日劳心拙而不自知矣”（《答刘内重》，《全书》五，第110页）。阳明还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全书》六，第115页）阳明曾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 ，以上所引几封答人书皆作于居越以后，是阳明自己“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经验之谈。只有真正了解阳明正德末年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我们才能了解“良知”的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擒濠之后的阳明，他的盖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与奖励，反而遭到内官在君前的恶毒诋毁，在“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等被罗织的六大罪名之下，阳明处于“君疑”的处境，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险恶的人生处境。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艰险处境，阳明所以能处变不惊，历险而夷，是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稳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师自谓良知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多少积累在，但恐学者见太容易，不肯实致其良知，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先师在留都时，曾有人传谤书，见之不觉心动，移时始化，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譬之浊水澄清，终有浊在。余尝请问平藩事，先师云，在当时只合如此作，觉来尚有微动于气所在，使今日处之更自不同”（《龙溪先生全集》卷二）。王畿这个记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他明确指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即良知作为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阳明正是在那样险恶的情境下“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 ， “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 ，由于他以高度稳定、平静、沉着的态度泰然处之，即处危不动、处急不惊、处变不乱，最终摆脱了危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万死一生”中体悟得来的说法。在经历了江西之变以后，他终于确信，良知说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赖它，人可以真正达到他向往已久的“不动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