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大战后500年潘阳湖( 二 ) _知识分享

中国历史上的内部移民潮，虽然存在政策引导和强制性问题，背后有无数的苦难和离合，但人地比始终是之一诱因。哪里人多地少，哪里就是人口流出地；哪里地广人稀，哪里就是人口输入地。“江西填湖广”就是一次典型的移民潮，人口从经济发达区域，流向经济落后区域。
这些江西籍移民中，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其中不少人选择了从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民间俗语，说的就是江西商人。所以，方志远说，江西商帮的兴起，是流民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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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兴起历程都与政治密切相关：要么像晋商、徽商一样贴近政治，官商联合，获取垄断利益；要么像粤商、闽商一样对抗政治，铤而走险，以走私贸易起家。江西商帮的经营之道，却另有不同。
尽管是伴随明朝立国的整个过程而兴起，但江西商帮在政治上从未与“红顶商帮”沾边。而且，明朝官场上，江西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然而，江西商帮也绝少传出政商勾兑的传闻。
江西商帮的人数之多、经营领域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在所有传统商帮中首屈一指。对江西人来说，经商如同种地，是脱贫的一种手段。万历《南昌府志》说，南昌“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 。崇祯《清江县志》也说，清江县（今樟树市）“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 。整个晚明，江西人的经商意识，相当浓厚，有些地方的风气已经接近今天的全民创业氛围。
由于是穷苦人家打拼的一种方式，江西商帮推崇草根创业，小富即安，很少出大富商。他们对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虽然善于利用政策，但绝少涉足勾结政治的特权领域，或者对抗政治的灰色领域。总体来说，江西商人是传统中国最安分守法的商人群体——只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买卖。
明清两朝，有很长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针对海禁政策，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应对 *** ：闽、粤等沿海商人以对抗的姿态，崛起为走私海商集团；而江西商人以守法的姿态，利用本省的交通优势，发展到赣商的历史巅峰状态。
明朝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仅有宁波、泉州、广州3处，而且3个市舶司分别对应固定的外贸国家。由于所谓的“倭寇之乱”，实际上最为通畅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独口通商政策，以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西省内以鄱阳湖—赣江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在海运和铁路崛起之前的五六百年间，始终处于交通核心大省的位置。在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北江）—广州，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南北黄金水道上，流经江西境内有1000公里左右，占到了总贸易通道的1/3 。通过水路运输，江西商人一方面将本省景德镇的瓷器、长江三角洲的丝绸、闽浙的茶叶等“外贸三大宗”运往广州供出口；另一方面在帝国内部从事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将本省的大米、木材、纸张、药材、夏布等南调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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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起来交通相对闭塞的江西，在明清时代的人眼里，全省都是“水上高速公路” 。以木材为例，江西抚州、赣南出大木，砍伐后运入赣江，溯流而下，就能一路漂浮到鄱阳湖，经九江，入长江，一路东下转销江南，或入大运河运往华北。
明朝中后期至清代前期，江西商业繁荣，沿着水路形成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樟树药商与京帮、川帮，并称全国三大药帮。
江西商帮的影响力持续扩大。除了堪称半个江西主场的湖广，西南也是江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当时的云贵，人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东南沿海的闽、粤两省，江西商人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福建武夷茶的加工贸易，几乎清一色的江西人。在北方，河南官员曾经由于江西商帮势力太大，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要求朝廷驱逐江西商人。都城北京，按照明嘉靖时人张瀚的说法，“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可见，江西商帮是人数最多的。
重读江西商帮的发展史，对比中国十大商帮的其他商帮，很容易发现江西商人独特的气质。在其他商帮通过垄断贸易、特权贸易、违法贸易造就巨商富贾的时候，只有江西人依靠合法合规的小生意，打下了一片天地。

鄱阳湖大战后500年 潘阳湖(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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