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熟读资治通鉴的人很坏( 二 ) _熟读

全书从《编年史之回顾》起，及《通鉴编集始末》，转《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探《通鉴史学一斑》，理《通鉴之书法》，寻《通鉴之支属与后继》而终止于《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对《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分析，正如张煦侯本人所说：
“通鉴内容，除事出正史，别无他说，则迳予采录。倘众书皆有记载，内容不同，则加以考异。据通鉴考异，其鉴别史料之法有六：一为参取众书，而采其长处及可信者；二为两说并存者；三为两说并弃者；四为两疑而节取其要者；五为通鉴中添或字以存疑者；六为通鉴不取，添或字而存於考异者。考异虽近於考证，但目的在因众说之可疑，而务求其信者也。”
张煦侯博通文史，对《资治通鉴》有独特的观点和见解，这本《通鉴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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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张煦侯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者，身份之表称，分者，欲望之限度。名分既坏，则纲维以决，政权崩溃。而《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命三晋为诸侯一事写起，就是为了向皇帝阐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的道理。·
再如，张煦侯认为，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遵循了以下四条原则：
一、凡一事而稍含政治作用，出以权奇之道，虽曾取济一时，皆认为不可为训。
二、凡君主虽甚贤明，苟有一事为善政所累，一行为祸乱之萌，必著其失而深责之。
三、凡其才虽堪可用，其行事虽足以匡时，但其人得罪名教，行止有亏，必所不与。
四、凡君相举措，有足以厚风俗、成教化者，必深嘉之；其坏礼制、背经术者，则深惜之。
正因如此，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尚君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奠定“通鉴学”的开辟著作，“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总而言之，读《资治通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和揣摩，每次阅读，都会咂摸出新的滋味、新的感悟，而这本《通鉴学》，就是我们研究《资治通鉴》的一根拐杖，有了它，我们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更快地把握《资治通鉴》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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