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三 ) _生活百科

唐朝以后的私修史书中，只有李延寿所著的《南史》和《北史》、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被纳入了正史体系。《南史》记录了南朝宋、齐、梁、陈的历史，《北史》记录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的历史，《新五代史》记录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和前蜀、后蜀、南汉、吴国、南唐、吴越、楚国、闽国、南平、北汉十国的历史。
《南史》、《北史》、《新五代史》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个乱世有序地重新整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被纳入正史也是理所应当。不过，《南史》和《北史》承认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这从侧面说明了唐朝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辽朝当做夷狄看待，把辽朝在《旧五代史》中“外国”的地位降级为“夷”，将辽朝早期的历史放进《四夷附录》中，这从侧面说明了宋朝儒家思想的封闭性，凸显了在唐朝时期十分淡薄的“华夷之辩”观念。
欧阳修生活在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的时代，澶渊之盟约定宋朝和辽朝是兄弟之国，两国地位本应平等，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却刻意贬低辽朝地位，正体现了宋朝的外患加剧，而宋朝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思想。
宋朝灭亡后，元朝的脱脱监修史书，他摒弃“华夷之辩”的观念，就像李延寿著《南史》和《北史》那样，把宋朝和辽朝、金朝平等地视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辽史》《金史》和《宋史》于是同时问世。在脱脱的眼里，宋朝和辽朝、金朝也许就是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吧？
《新唐书》，“奸臣”、“叛臣”、“逆臣”的诞生
欧阳修不仅独自完成了《新五代史》，还参与编纂了《新唐书》，《新唐书》的体例既有延续，也有创新，其创新的地方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文章插图
欧阳修
宋朝作为一个继五代而兴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抬高文人，抑制武人，并以文制武，防止武将篡位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对文人，宋朝大兴科举制度，这促进了儒家的复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忠君报国的观念深入了每一个士大夫的心中，后世著名的程朱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新唐书》受时代思想的影响，在给大臣分类时，除了延用“宦者”、“酷吏”等反面体例外，又增加了“奸臣”、“叛臣”、“逆臣”三种新的反面体例。被《新唐书》列入“奸臣”的众多大臣中，以许敬宗为首，其中最著名的奸臣当属李林甫了。“叛臣”以仆固怀恩为首，“逆臣”以安禄山为首。
《新唐书》对大臣的这种细分最早起源于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概念，所谓“宦者”、“酷吏”、“奸臣”、“叛臣”、“逆臣”等概念实际上都属于“小人”的范畴。增加“小人”的种类，无疑对皇帝防范大臣弄权误国有警示作用，对大臣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具有指导作用。然而，人性都是复杂的，在权利斗争中，谁能一直光明正大呢？谁又能一生做到奉公守法呢？很多时候，皇帝需要的大臣是才能出众，能屈从于自己，为自己分担政务的政策执行者，这种人如果品行不佳，往往容易被扣上“奸臣”的帽子。反观那些性格倔强、不愿屈从皇帝的“忠臣”，他们非常容易与皇帝产生冲突，遭到皇帝的猜忌，当然，皇帝一般是不会出面责罚“忠臣”的，“奸臣”此时是他们最顺手的工具。故而，从某种意义上，“奸臣”是皇帝集权的工具，“忠臣”反而是一种障碍。
自《新唐书》添加“奸臣”、“叛臣”和“逆臣”后，以后的正史皆予以采用。《明史》为攀附魏忠贤的大臣们专门立传，篇目名曰《阉党传》，又为正史添加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体例。
总结
从《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体系一步步得到完善，其体例也逐渐庞大起来，及至《明史》，共332卷，包含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和列传220卷，志中又包含天文、五行、历法、地理、职官、食货等各项社会制度，列传中又包含历代朝臣和循吏、儒林、忠义、孝义、外戚、列女、宦官、阉党、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中外人物和国家，其中最特别的是《衍圣公世家》，《衍圣公世家》是专门记录先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亚圣孟子等儒家先贤后代的篇目，孔子的后代世袭衍圣公的封号，这就使孔子后代的地位等同于诸侯。
儒家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小众学说发展到一个举国信奉的学说，孔子也从平民的身份步步高升，他在汉朝是“褒成宣尼公”，在北魏是“文圣尼父”，在北周是“邹国公”，在隋朝是“先师尼父”，在唐朝是“文宣王”，在宋朝是“至圣文宣王”，在元朝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明朝是“至圣先师”，孔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人物。如果说《史记·孔子世家》是孔子在司马迁心中地位的体现，那么《明史·衍圣公世家》就是孔子在皇帝心中地位的体现，至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