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过去,萨义德的《东方学》仍然诉说着当下( 七 ) _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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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帝国主义》，[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0月。
因此，权力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帝国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存在于它的“野蛮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基本原理”（Said 1978a：12）中，也最为霸权地存在于它的文化话语中。我们可以在文化领域中识别被用来宣传帝国主义目标的支配霸权的东方学研究计划。因此，萨义德的方法论是内嵌于他所谓的“文本主义”的，“文本主义”允许他把东方设想为一个文本的创造。在东方学的话语中，文本的认属迫使它把西方生产为一个区别于作为知识的客体的，以及不可避免地从属的“他者”的权力的场所和中心。东方学文本的隐藏的政治功能，是它的在世性的一个特征，而萨义德的计划，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方作为一个文本建构的建立过程上。他对分析隐藏在东方学文本中的东西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展示东方学家是怎样“使东方说话，描述东方，为西方、对西方说明它的神秘”的（Said 1978a：20-1）。
再现问题是理解话语——知识总是在话语中建构——的关键，因为萨义德说，真实的再现可不可能都是成问题的（Said 1978a：272）。如果所有的再现都内嵌于再现者的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做好接受这个事实的准备，那就是，再现本身（eoiPSo）就是和除‘真理’外的许多其他东西牵连、交缠、嵌套、交织在一起的，所谓的‘真理’本身也是一种再现”（Said 1978a：272）。那种信念——相信像我们在书中发现的那样的再现，是与真实的世界对应的——就是萨义德所谓的“文本的态度” 。他指出，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赣第德》和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在《唐吉诃德》中讽刺的，正是这样的假设：“我们可以在书本——文本——说的东西的基础上理解生活中蜂拥而来的、不可预期的、难题性的混乱，而人类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生活的。”（Said 1978A：93）这确切来说，正是在人们以为东方学的文本意指、再现真理时发生的事情：东方被迫沉默，它的现实被东方学家揭露。因为东方学的文本提供了一种对一个遥远和异域的现实的熟悉甚至是亲近，所以，这些文本本身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并获得了比它们试图描述的客体更大的重要性。萨义德认为“这样的文本不但能够创造知识，还能够创造它们看似在描述的现实”（Said 1978A：94）。结果，考虑到东方人自己是被禁止说话的，所以，创造和描述东方之现实的，就是这些文本。
东方学的最新阶段，与美国取代法国和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相应。尽管权力的中心发生了转移，东方学的策略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但是，东方学的话语，在它的三个一般模型中一直是稳固的。在这个阶段，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占据了美国流行意象中、社会科学中的核心位置。萨义德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行的反闪族（Anti·Semiti C）的敌意从犹太人转移到了阿拉伯人头上……因为这个形象本质上是一样的”（Said 1978a：28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东方学的衣钵传到了社会科学那里。这些社会科学家确保这个区域“在概念上被削弱、简化为各种‘态度’、‘趋势’、数据：简言之，使之非人化”（Said 1978a：291）。因此，东方学，在它的几个不同的阶段，都是一种通过数代学者和作家（这些学者和作家一直享有他们“高人一等”的智慧带来的权力）积累的知识，来建构“东方”的欧洲中心的话语。萨义德的意图不仅是记录东方学的过度（尽管在这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也是强调对一种替代性的、更好的学术的需要。他认识到，也有许多个体的学者在参与这样的知识的生产。但他关心的是东方学的“行会传统”，这个传统有能力腐蚀大多数学者。他敦促人们在与东方学的支配的斗争中持续保持警惕。对萨义德来说，答案是“对再现、研究他者、种族思想、不加思考和批判地接受权威和权威的观念、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角色、怀疑的批判意识的巨大价值涉及的东西保持敏感”（Said 1978a：327）。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最高义务，是抵抗那些隐含在东方学话语传统中的东西的“神学”立场的诱惑，强调对权力说真话、质疑和反对的“世俗”欲望。
原作者 |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澳]帕尔·阿卢瓦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