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过去,萨义德的《东方学》仍然诉说着当下( 四 ) _知识分享

东方学的范围：东方作为附着于欧洲的舞台剧场
萨义德的论证的核心在于知识与权力的关联，1910年首相阿瑟·贝尔福对英国占领埃及的辩护明确地展示了这点。当时，贝尔福宣告：“我们对埃及文明的认识，超过了我们对其他任何国家的认识”（Said 1978a：32）。对贝尔福来说，知识不仅意味着从起源开始全面概述一个文明，也意味着有能力那么做。“有这样程度的对（像埃及）这样的东西的认识，也就是支配它，对它有权威……因为我们知道它，而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存在着”（Said 1978a：32）。贝尔福的言论的前提，清晰地展示了知识和支配是怎样携手并进的：
英国知道埃及；埃及就是英国知道的那个样子；英国知道埃及不可能自治；英国通过占领埃及肯定了这点；对埃及人来说，埃及就是英国已经占领了的、现在治理着的那个样子；因此，外国的占领也就变成了当代埃及文明的“基础本身” 。（Said 1978a：34）
但只看到东方学是殖民统治的合理化解释，就是忽视了这个事实，即殖民主义事先就在东方学那里得到了正名（Said 1978a：39）。世界的东西方之分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它表达了一个根本的两分，而人们就是在这个两分的基础上和东方打交道的。但在这个两分中，只有一方有权力决定东方和西方的现实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从这种文化力量中生成出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及其世界”（Said 1978a：40）。这一论断把我们直接引入了《东方学》的核心，结果，也让我们看到了它引起的大量争论的根源。对萨义德来说，东方和东方人是欧洲人借以认识他们的各色学科直接建构出来的。这看起来一方面把一个极其复杂的欧洲现象缩小为一个简单的、权力与帝国关系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为东方的自我再现提供任何空间。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研究的剧增，在时间上与欧洲空前的扩张的时期契合：从1815年到1914年。他强调，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东方学的开端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学的政治性质。而这个开端，不在于威廉·琼斯对语言学正统的扰乱，而在于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这一入侵“从许多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显然更强大的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真正科学的占有的模型本身”（Said 1978a：42）。但关键的事实是，东方学，就其所有的支流而言，开始对关于东方的思想强加限制。甚至像古斯塔夫·福楼拜、热拉尔·德·奈瓦尔或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那样厉害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在关于东方他们能经验到什么、能说什么上也受到了限制。因为“东方学说到底是一种对现实的政治想象，其结构是促进熟悉的（欧洲，西方，‘我们’）和陌生的（东方学的东方，世界的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的”（Said 1978a：43）。它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东方学话语的智识成就服务于帝国权力的巨大的等级网络，并且本身也受制于这个网络。
话语出现的关键，是一个被称为“东方”的东西的想象的存在，这个“东方”是在萨义德所谓的“想象的地理学”中形成的，因为不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出一门被称为“东方研究”的学科。很简单，东方这个观念存在是为了定义什么是欧洲的。“一个像西方和东方之分那样的大的区分，引出了其他更小的区分”（Said 1978a：58）而从希罗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以降的作家、旅行家、士兵、政治家的经验，则变成了“人们经验西方的透镜，它们塑造了东方与西方遭遇的语言、对此遭遇的认识以及遭遇的形式”（Said 1978a：58）。聚合这些经验的是一种共享的、对某种“他者的”、被命名为“东方”的东西的感觉。这个对东方学的二元性的分析，一直是这本书遭到的许多批评的来源，因为它看起来是在暗示存在一个欧洲或一个西方（一个“我们”），这个一元的欧洲或西方或“我们”建构了东方。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同质化看作东方学话语，至少是含蓄地简化世界的方式，而不把它看作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把它看作一种普遍的态度与形形色色的学科和智识分支关联的方式（尽管这些学科和智识分支的主题和操作模式都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种无处不在的思考和所谓的东方学的习惯的话语力量了。

文章插图
巴希尔·艾布-曼内赫编纂的《萨义德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剧场的比喻，来阐明我们理解这种二元的、刻板印象式的认识中的那个被称为“东方”的“他者”的方式。作为一个学识领域的东方学这个观念暗示着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再现这个观念则是剧场式的：东方学的东方是一个舞台，而整个世界的东方就被限制在这个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