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的法律价值冲突及解决方法( 二 ) _小知识

对各地交通信号灯时间长短的调查中发现，国内行人通行灯的红灯时间设置普遍过长，有的地方甚至长达120秒，这已经大大超过行人可忍耐的等待时间。在不能忍受长时间等待的情况下，行人闯红灯现象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和红灯较长的时间设置相比，行人通行绿灯的时间往往又比较短促。对于行人而言，必须奔跑才能在有限时间里安全通过。绿灯时长过短，行人往往走到一半，指示灯就跳转为红灯，也会造成客观闯红灯的情况。另外，国内绝大多数的交通信号灯都没有对右转弯的车辆进行限制，右转的机动车可以不受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直接通行。如果此时行人交通信号灯为绿灯，行人可以依法通行，若遇上右转车辆，那么二者谁优先通过?这就产生了行人和右转车辆的通行矛盾。国内在设计交通信号灯制度的时候，明显更多的偏向了机动车一方而忽视了行人一方的利益。如此不合理的规则设计必然更容易导致行人被动违规。我国在交通路权利益的分配上，明显将更多的利益分配给了机动车一方，轻视了行人的利益，使路权利益分配失衡而导致行人集体闯红灯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产生。
三两种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
面对法律价值冲突的时候，往往需要进行法律价值的选择。价值位阶原则是进行法律价值选择时常常用到的方法。按照价值位阶原则，不同位阶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需要选择时，应当首先选择位阶高的价值，其次考虑次级位阶的价值。一般认为，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具有更高的位阶，因而代表了最高的法律价值，正义、平等价值也高于秩序、安全、效率的价值。
“中国式过马路”发生冲突的两种价值是行人的生命安全和交通秩序的有序性。按照价值位阶原则，生命的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价值，行人的血肉之躯无法与机动车的钢铁之躯相抗衡。正因为如此，法律规定，只要是发生在道路上机动车撞伤行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机动车一方都要因其行为而担责。闯红灯的行人再怎么无理，再怎么无视红灯信号，机动车也必须避让，因为从价值位阶上说，行人的生命价值更为重要。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行人闯红灯。行人闯红灯的治理，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加以解决，比如强化法律的制裁。
法律制裁能够对主体产生一种有效的内部激励，影响主体做出行为选择。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个体都是趋利避害的。个人在做出某一行为的选择时，不仅仅要考虑行为后获得利益的多少，还要衡量因该行为受到法律制裁而付出的成本。如果行为人认为违法成本过高(高于所得利益)，那么他会放弃做出既定行为而选择守法。所以，要治理行人集体闯红灯的行为，强化法律制裁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在一定的处罚刺激下，行人会选择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放弃闯红灯。行人闯红灯的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和法律制裁的缺失有关。实践中对于“中国式过马路”，很少有被交警处罚的情形，少数被交警处理的闯红灯的行人也只是被采取了批评教育方式。因此，法律制裁的行为激励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出来。
对于“中国式过马路”，我们选择把行人的生命安全价值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弃交通秩序于不顾，任由行人违反交通规则。考虑适当加强对闯红灯行人的处罚，改变其行为激励，可以有效引导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正是通过制度上对法律制裁的强化，改变行人的行为预期，促使其自觉守法，在确保行人自身生命安全的同时，也保障了良好的交通秩序。通过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两种相冲突的法律价值确实有调和的可能性。
(二)法律利益冲突的解决
法律利益冲突的产生，其根源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即人的自私利己性，由于个体需求的差异，在追求各自不同利益的过程中便会产生利益冲突。客观方面来说，根源主要是两个：一是制度本身的缺陷;二是资源在主体之间分配的不平等。从客观方面说，制度的不完善是产生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要解决利益冲突，必须从完善制度着手。
“中国式过马路”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内具体交通制度的设计过度倾向于机动车一方，路权通行利益更多的被分配给机动车一方。行人的利益与机动车的利益相比显著失衡，以至于行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惜逾越规则界线，与机动车争夺路权。所以，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中存在的制度问题，最主要的是重新分配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路权利益，给予行人更多的通行时间和空间。比如延长行人过马路的绿灯时间，减少红灯等待的时间。在人流密集的街道，增设人行横道线和交通信号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