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的由来( 三 ) _造纸术的由来

第三次争论：
这次争论出现在七十年代，引起的原由是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从西汉古墓、窑藏、垃圾堆中出现一些“古纸片状物” 。这次特点是造纸界一些同志参与争论。
古纸片发掘时间是：
1、1976年在甘肃居延地区汉代遗址中出土了两片古纸（一片较大，一片较小）据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两片纸分别早于蔡伦150年和大约100年。
2、1979年5月13日北京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以及文物第9期报导“陕西扶风县文物部门在清理一处西汉窑藏发现古纸三片，它们分别放置在一种作为漆器上的装饰品——铜泡里，据认为可能在宣帝时间（公元73～49年）” 。也早于蔡伦献纸150～170年。
3、1979年，甘肃博物馆与敦煌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对马圈湾汉代烽火燧遗址进行挖掘，其中有麻纸残片五件八片，同时出土的有1200多枚简牍（主要是木简）竹简极少，长32*20厘米。
4、1989年文物第二期报导，“1986年3月甘肃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党川林场的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舍时发现古墓群体100余座，当年共发掘14座，根据墓中器物及文字可为断代依据。主要从陶器、漆器的特点看，不同于秦墓，而与陕西、湖北云梦的早期汉墓很接近。因此确定为西汉初期墓葬。据报导”出土的纸质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死者骨架无存，葬式性别不明，残纸长5.6*2.6cm，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用细墨残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
这四件加上“灞桥纸”共五件出土文物，前四件样品我们二人都做过分析与研究，这里只将分析结论提一下。
灞桥纸——是铜镜下的衬垫物。
居延、扶风纸——具有纸的雏型。
马圈湾纸——我们认为断代有待商榷。从纸的质量看相当唐朝的纸质。
放马滩纸地图——我们未进行研究，已去故宫看了展品，带去实体显微镜初步观察结果认为：
（1）该地图5.6*2.6cm，是由3～4块厚薄相差甚远碎片拼制而成。
（2）纸的正、反两面（因夹在玻璃片中观察）有颗粒状物质，是涂上去的，还是贴上去的，还是渗进去的需待进一步分析。
（3）纸质地图片上没有任何标记可以说明它是西汉时代的。标记旁边无
文字说明。（秦朝六块木质地图标有文字）。
（4）有一条线划的非常直，用什么笔划的有待考证？
我们在七十年代曾为江苏省博物馆分析过古纸样品，是在南京永利宁厂扩建时，掘出一座西汉古墓，样品观察后发现样品中有磨木浆是机制纸，这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纸样，与西汉墓毫无关系。但确系从西汉墓中发掘。
参加这几件古纸的分析后，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连同试验结果，曾在1979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打破了一家独鸣的局面，从这以后，史学界、考古界、造纸界相继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我们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专家学者，甚至外国一些古纸研究者所接受，（到目前为止有西德、英国、瑞典、南朝鲜、西班牙等代表团来所访问我们）。
（5）悬泉置出土的纸
1992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文物报”等同时发表文章报道：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10.000多件，并有20多张西汉麻纸，4张书有文字，其中一张有27个字。报上说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的“纸”，出土在西汉中期的文化层上。研究文字的学者从字体和内容上加以研究，认为这不是西汉纸，而是一件魏晋南北朝时期遗物。
（6）2006敦煌“残页”：留有汉字的纸
敦煌市博物馆傅立诚馆长告诉采访人员：“其中一块写有汉字的褐黄色麻纸残片，约有10平方厘米，长32厘米，宽20厘米。残片上的字工整、美观录书，可以辨认有20多字，这块有字的麻纸，是汉成帝刘骜绥和元年牖公元前8年牍的物品。比蔡侯纸早113年。从而说明，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已经造出了麻纸，而且将它用于书写了” 。刘馆长又说“经甘肃省博物馆委托，文物专家鉴定，结果表明：古残纸生产工艺如下：麻絮——剪切——舂牍捶——打牍——干燥——在粗牖竹牍帘上抄制成形——干燥——涂布——干燥——另一面再涂布——再干燥” 。作者说的很清楚该纸正、反面均涂布。据史书记载“左伯首创纸面加工技术”，应是汉灵帝时代（作者注：汉灵帝168—188年）在蔡侯纸之后，左伯，山东东莱（今掖县）人。
二、下面再谈谈什么叫发明？
1、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说：“任何一个人，突然完成了惊人的发现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的，科学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于前人的工作……，科学家依靠不是单独某一人的思想，而是成千万人汇集起来的集体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