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川菜外地人都说以辣出名,其实传统川菜很少放辣椒,川菜本是甜而不辣,像川菜中的多个重要家常菜,如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粉蒸肉、烧白,甚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郫县豆瓣,都由民间厨师创造出来,而官府中产生的菜品始终不曾在川菜中占据主流位置 。
因此,现代川菜的口味和烹调方式反映了普通民间大众在一定的经济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
川菜以麻辣闻名于世,许多人把此视为天经地义,认为冬季日照数少,湿润而寒冷的气候导致了四川人选择了辛辣的口味。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却忽视了历史上各地菜肴味型和烹饪方式的巨大变化 。
时至而今,川菜几乎与辣椒画上等号,每每在杂志上见到猩红鲜香的料理照片,都能获得“望梅止渴”一般的效果 。
然而,千余年前的左思、李白、苏轼却不这么想,他们不是出身当地,就是曾经游历,为蜀地美食留下不少动人记录,然而经细细爬梳,却不曾有过辣椒踪迹 。原来,辣椒的出现,晚至明末清初 。
郑和开通西洋水路以后,零星在南洋贸易的商人,带回了罕见的辣椒(当时称为番椒,或称海椒),直到康乾盛世,交通路线更进一步开拓,自此往后,辣椒才有了固定数量与频率的运输管道:包括走水路经浙江入江南、走陆路经西北进陕西、从朝鲜输入东北,由荷兰引进台湾 。由此可见,不同于汉族文化是从中原向外扩散,辣椒反倒是由四面八方朝里延伸 。
是谁不怕辣?是谁辣不怕?是谁怕不辣?
四面八方朝内陆的传播,正好在湖南形成一个中心,兼之湖南的天时地利、居民性格,都适宜辣椒发展,于是湖南又成了一个中继点,续向江西、湖北迈进,其中,贵州与四川尽管接触辣椒更晚,却与湖南同时普及;尤其在四川,虽于乾隆年间首见文献记载,却也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成为家家户户必备佐料 。
川人胃口迅速“脱胎换骨”,实与两次政策移民有关,元末与明末的战乱让巴蜀人口锐减,政府于是发布入蜀开垦减税的方案鼓励移民,因而如今高达八成的四川祖辈都来自他乡异县,尤以湖南贵州为多,连带使得饮食习惯也一并带入 。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的俗谚也由此而来,让人很难对三地的“嗜辣实力”一较高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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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因为胡焕庸?
另外一项让辣椒迅速传播的原因,与地形相关 。四川恰恰位处高原与平原交接,在人口较少的清代以前,适宜发展放牧,以牛羊为主食,于是,需要大量花椒掩饰腥膻,花椒入菜的比例曾经高达六成 。然而历经康乾盛世,人口急速增长,因应此一转变必须由放牧改为畜牧,甚至耕作 。再加上明末传入的马铃薯、蕃薯、玉米等谷类的种植、猪鸡等等动物饲养取代放牧,少了牛羊,自然对于花椒也就不再那么倚赖了,此时正好给了辣椒趁虚而入的机会 。
然而,四川仍旧是保留花椒数一数二的地区,毕竟相较于早已全面改为农畜业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带,巴蜀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山坡地可放牧,因而还是保留了花椒调味 。一般而言,湖南鲜辣、贵州酸辣、四川麻辣是大众比较普遍的印象,原因即在于当其他各省都逐渐舍弃花椒的时候,唯有川人持续入菜 。
辣椒踢铁板:来到这里就停止
当然,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遇到“抵死不从”的顽固子弟 。比如浙江与江苏虽一江之隔,江苏人偏偏对于辣椒不甚欢迎;广东与台湾一海之隔,荷兰人也始终无法叩关东南沿海 。于是,如果要为辣椒画一幅宛如大选的势力版图,四川、两湖、贵州、云南、陕西南部围绕在长江中上游的省份属于重辣区;黄河流域乃至东北、西北是微辣区;而江苏沿着海岸线直达广东,则是不辣区 。
分析个中缘故,天气是主要因素 。学者认为,日照多寡、气温高低、湿度高低是影响胃口的主因:西北因为干燥、中原因为日晒、南方因为温暖,比较不需要驱寒祛湿效用的辣椒;相对地,长江中上游日照时间短、潮湿时间长,“蜀犬吠日”的四川人自然需要了 。
有一个女孩叫甜甜
那么,左思、李白、苏轼印象中的古老川菜,又是什么样子呢?尽管川菜号称三椒三香三料、七滋八味九杂,各种滋味还可自行排列组合成不同复合味型(如咸鲜、鱼香、家常、糊辣等等),但在辣椒进入长江上游以前,四川人反而是爱吃甜食的 。
如今成都小吃,为数不少是不含辣椒的甜食,如甜水面、赖汤圆、三合泥、三大炮、蒸蒸糕,数量甚至不比麻辣口味来得少 。甚至看似红油的钟水饺,因为在酱油当中加入红糖熬煮,实际上也是偏甜而非偏辣,这也是为何西湖会让苏轼流连忘返,除了景色绝美以外,苏杭一带嗜甜的风尚也很符合大文豪的胃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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