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圈越走越近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上海人看南通
大都市圈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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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通铁路建成后，上海中心城区跨城时空效用增强。视觉中国供图维舟
在“上海大都市圈”里，南通可算特殊：大家扫一眼就会发现，这个都市圈的范围，与历史上“江南”默认的八府一州基本吻合，仅有的不同就是杭州、绍兴不在其中，却多了南通。
这些年来，可能再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南通更积极地想要融入上海了。有一个海门的朋友和我说，当地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广为盛行的传闻：启东、海门要划到上海去了。我说，其实昆山、太仓也有这样的传说。她笑，可见我们多么想投入上海的怀抱了。
苏州历来就是和上海一体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但一江之隔的南通为什么也这样？甚至可以说，南通是“身在江北，心在江南” 。
【大都市圈越走越近】在历史上，吴语区不断受北方官话侵蚀而收缩，长江口北岸的这些沙洲是吴语唯一“北伐”成功的地区。从唐宋时代起，来自江南的移民以崇明的沙洲为根据地，不断垦拓，到清代更进一步开辟了北岸淤涨的沙地。比如海门，有崇明人陈朝玉带领乡民垦拓，至于启东，原本就是崇明外沙，直至1928年才析置。
时至今日，海门、启东大部分和通州一部分区域仍通行崇明话（或称“启海话”“沙地话”），为数不下200万人，加上同属吴语的通东话、金沙话，形成了一条隐形的文化心理边界。一位在南通建筑圈子混了二十多年、几乎走遍各地的包工头曾和我说，在南通， “北三县”（海安、如皋、如东）有点看不上“南三县”（启东、海门、通州），觉得他们“坏”——实际上，崇明人也有“刁”的风评，那大抵是指一种精明、会算计、重私利的倾向，与江南吴语区那种商业社会的性格不无相通之处。
这倒未必是说吴语的人群有什么神秘的特质代代相传，不如说是一种相似的历史经验使然。在历史上，这些江海之交的沙质土壤稻米产量未必高，但却很适合种棉花，南通毗邻崇明这一片沙地的织布技术，不论是什么样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它是由江南经崇明流传过来的。正如《江南土布史》里所说的， “从南边的扬州到北边的淮安，包括下河与大部分的滨海地区，整个大运河区对于将纺织作为一种企业是闻所未闻的。就这方面来说，扬州以东的沿江各县和江北其他地方不同” 。
近代的太平天国战争又造成了几个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苏州等地的富户带着资产逃往更安全的上海租界，加速促成了十里洋场的兴起；与此同时，扬州在盐政、漕运遭战争彻底破坏而崩溃之后，丧失了对盐城、南通这些滨海地区的影响力，南通自此越来越进入上海商圈。在那些年代里，虽然南通与上海隔着长江天堑，交通不便，但在文化上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因为在历史上，上海同样是一个依靠棉纺织兴起的城市，早就养成了相似的社会文化心理。产自南通一带的通州棉，因其纤维结实、质地均匀，在上海原棉市场向来拥有很高声誉。
在19世纪末，通州、海门等地的土布商人，每年用沙船载运数万布匹，从上海港出发，向北航行至东北营口等地贩卖，再载运当地的大豆渣南下，作为江南城乡的肥料和饲料。当时就已有许多南通人在上海卖苦力，后来刺激张謇把南通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动力之一，就在于此。张謇曾回忆：“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 90%是海门人或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的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 ”不仅穷苦人如此，到抗战初期南通沦陷时，土布业大户也几乎全部逃居上海。
很长时间里，南通人对这座隔江相望的大都市一直抱有复杂矛盾的心情：既在文化上亲近、欣羡它的五光十色，但又不想被当作是乡下的穷亲戚。在1958年崇明划归上海之后，仿佛家里的孩子突然被有钱人家领养了，感受更难以言喻。如今，在崇明岛北缘属于海门、启东的那一长条，一些房地产的广告是“开窗眺望大上海” ，仿佛看到崇明就是看到上海了。
这些年来，南通的年轻人们一旦考出去之后，最想去的目的地无疑就是上海了。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上海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南通（11.49%）仅次于盐城（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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