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南京御史屠仲律也在《御倭五事疏》中称“夫海贼称乱 , 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 , 同时 , 更进一步地指出倭寇中大部分成员都是沿海的居民 , “夷人十一 , 流人十二 , 宁绍十五 , 漳泉福人十九 , 虽概称倭夷 , 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 与胡宗宪一样 , 他认为 , 要消灭倭寇 , 就必须加强海禁 , 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三禁 , 即“其一 , 禁放洋巨舰;其二 , 禁窝藏巨家;其三 , 禁下海奸民;三法者立 , 而乱源塞矣” 。
而御史冯璋则在《通番舶议》中更是以南宋和元朝曾经开放海禁为例 , 认为南宋开放海禁 , 所获得的货物都是一些无用之物 , “无资中国之用” , 而元朝人因为贪图海上贸易的利益“终启日本之祸 , 末年乃有张士诚、方国珍海上之变” , 海禁政策是“万世宏远不易之定计” , 一旦开禁 , 想要阻止就困难了 , “生后人无穷之患 , 恐其即开而难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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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对开禁的声音依旧存在 , 但是随着明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开禁已然迫在眉睫 。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 福建巡抚谭纶以回籍守制上陈善后六事 , 他指出:“闽人滨海而居 , 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 , 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 , 而制之以法 , 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 , 故民贫而盗愈起 , 宜稍宽其法”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有限度地开放海禁 , 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认可 。
二、隆庆开关——消倭聚财
隆庆元年(1567年) , 朱载垕昭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 , 可奏言予以修改 。 时任福建巡抚的涂则民利用这个机会 , 上疏请求在漳州月港开港 , 允许民间出海贸易 。 这个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 , 月港成为了明朝唯一的民间贸易港口 , 史称-隆庆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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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港开放后 , “人烟辐辏 , 商贾咸聚”汇集“犀象玳瑁 , 金刚琥珀 , 沉木檀楠 , 片魏珊瑚 , 以及未名未见之物 , 如篱落间 , 天下推华腴地也” 。 而月港所在的海澄更是成为闽南小都会 , 有“小苏杭”的美称 。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 月港的商税已经占福建税收的一半之多 。
对于倭患这一困扰明朝多年的顽症 , 自隆庆开关之后 , 解决了倭寇出现的经济根源问题之后 , 东南沿海从此“倭渐不为患” 。 虽然隆庆初年的开关政策并不彻底 , 明朝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 , 但民间被压抑了两百年的商业活力最终被释放了出来 , 失去经济诉求的走私贸易随之开始根绝 , 倭患也在不知不觉中也慢慢消失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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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朝诸如丝绸、陶瓷等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走俏 , 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明朝 。 据统计 , 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时间里 , 全球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都涌向了中国 , 保守估计数量约为3.53亿两 , 在货币层面上 , 极大地刺激并促进了明朝在商品经济与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 。
隆庆开关有效的促进了明朝的开海贸易 , 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 正如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时一般 , 明朝江南也开始出现诸如丝织业、棉纺织业与加工业、造船航运业等相关新型经济行业 , 正是依托这些与对外贸易或沿海贸易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出现 。 明朝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 , 商品经济日益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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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隆庆开关并不是一次完美的变革 , 明朝的海上贸易也只是打开了一条很小的通道 , 全国也仅仅是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 同时 , 明朝还将参与月港贸易的商人限制在漳泉二府 , 为商人们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出海贸易规定 , 对出海商人的船只到货物 , 从时间到路程都有严格的规定 , 并要求官兵严加盘查 , 为了更好地监督出海商人 , 不仅对商人们实行连坐制度 , 甚至规定了举报者的赏格以及诬告者不受惩罚的规定 。
由此可以看出 , 隆庆开关虽然为明朝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益处 , 但这次开关对于明朝而言更多是一次带有实验性质的尝试而已 , 如果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与产业提升 , 势必无法持续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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