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汉卿真不该跑：九一八事变促进日本重工业和军事实力腾飞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卫中村正太郎和三名同行者到中国东北进行间谍活动，准备化妆成中国农民到新安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再准备经洮南返回，途中被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俘获，并从他们的行囊中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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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方得知中村被以间谍身份处死后，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卫一行遇难声明，通知中国军队杀害无辜的日本平民，如果不立刻查清此事，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中村事件的爆发也成了后来918事变的重要导火索。
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贼喊捉贼是日军的惯用伎俩，中村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只要日方向挑起事端就一定能找出借口，但与后来的七七事变不同。在此之前日方制造事端的结果最终都是以小规模冲突结束，对中国领土进行逐步蚕食，在达到目的之后便立刻收手，这也是为什么918后的抗战依然是局部抗战。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高层有许多人是极力反对全面对华开战的，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的岛国，一旦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就只有两种结果，要么短时间内取得足够大的战果，比如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要么就只能不停的扩大战争，以战养战，依靠掠夺资源来维持战争。日本高层对此也非常清楚，他们明白只有制造那些本国国力足以应对的矛盾，并解决它才能真正享受到战争带来的红利。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国防方针中就提出，未来战争是长时期的国家总体战，全力动员包括国家的资源潜力，科学技术力量和工业能力，这种长期的大规模补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有这种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无论是918事变还是之后的上海事变，日本都遵循了这原则，这是日本自日俄战争之后一直坚持的国防方针。
1937年7月7日，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发生了由军事演习引发的武力冲突，并迅速扩大。日方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与石约瓦尔上将负责处理此事。身为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坚持认为，目前应一心扶植满洲国和完成对苏作战准备，巩固国防，不应插手中国而打乱我国的战略。而日本为这两大战略已经竭尽全力，根本无力发动对华的全面战争，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采取的行动也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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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时经济的确立首先是通过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来实现的， 1931年9月侵占中国东北为转折点，日本经济的军事化进程开始大大加快，开始实行增发公债，使接受大批军事订货的重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军需工业的核心钢铁工业，此外使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得到重视，工业军事化主要是靠国家对工业大量拨款来进行的。根据资料显示，从1931年至1936年期间，国家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将近70亿日元，在1937~1941年间，军事工业新投资超过160亿日元，较前一时期增加了一倍，在日本整个工业投资数中的比重占到了53.1% 。
【【历史故事】汉卿真不该跑：九一八事变促进日本重工业和军事实力腾飞】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充实扩大战争而需要的兵力资财、军用品，实现把国民经济转向战争的总动员。
日本政府这样的做法就是不顾一切的扩张与一般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的飞机大炮等军需物质的生产，把人民血汗生产的物质用在战争上，而军事生产的增长不仅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反而是国民日益贫困。
战争初期，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进攻，战争经济的矛盾还未明显显露，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和持久，矛盾就越来越表面化了。首先庞大的军费支出对日本经济来说就难以承受，国家财政预算发生了巨额赤字， 1937年至1938年的预算是32亿日元，超过收入的1/3 。 1940年至1942年的预算中支出超过收入两倍多，在1944~1945年的预算中则超过了三倍多。
税收是战争拨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日本依靠租税在整个战争期间筹措了1/4以上的军费，其主要办法是增加课税项目，扩大纳税人的范围，日本新增加租税，有临时租税增收、法支事变特别税等几十种，其征税的范围无所不有，烟酒、火柴、铁矿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都要征税。战前缴纳所得税的仅有100万人，到1941年就增加到了7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