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民国唯一幸福“包办婚姻”：妻子说了这话，丈夫很服气，小三退出( 二 )

新语言，既能够成为帮助大众教育的工具，也能够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媒介；新文学，既能够成为活的语言，也能够表现感情、思想、灵感和渴望；新的生活观，既能够将人民解放出来，也能够让人民在一个新世界及其新的文明中感到自在；新学术，既能够理智地理解过去的文化遗产，也能够为积极参与现代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没有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主张， “以它作为个案，研究使中国人的生活、制度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文化反应之特别处。这个侧面有时也称为文学复兴或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在文学和道德两个领域取得突破。这就是所谓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首先，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在这里，文学革命成了胡适对中国文明进行解剖的“麻雀” 。胡适自称是一个实验主义哲学的信徒，用他的话说，开始以新的兴趣、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我国的文学史。力图从进化论的观点去研究它，让他大为惊奇和极为振奋的是，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向胡适展示的是一个完全不自觉然而持续不断地反抗古文的专横束缚的运动，一个持续不断的以人民的活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的趋向。胡适发现，中国的文学史由两个平行的运动组成，既有文人学士、宫廷诗人、精英的文言文学传统；更有每一个时代都有的、普通民众中存在的一个文学发展潮流，从中产生了歌颂爱情歌颂英雄的民歌、舞曲、街头说书艺人的传奇、乡村社戏，以及小说（这是最为重要的）。胡适认为，大量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强化和支持了他的主张，即创立一种用人民的口语创作的新的民族文学。承认白话文为中国文学的统一工具，只会把一个被古文传统遗产的沉重压力多次阻遏、误导、压制的历史趋势推向其逻辑发展的顶峰。胡适主张以语言工具的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以作为教育广大儿童和成年文盲的有效手段。
《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后，立刻引发了国内文人学者“以白话代文言”主张文学革命的热烈讨论。实际上在此文之前，胡适早在与其他留美学生的课余讨论中开始酝酿白话文运动的相关主张。 1915—1916年间，在与梅光迪、杨杏佛、任鸿隽等人就“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这一意见的辩论中，胡适渐渐转向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 ，推崇宋诗，主张“须作诗如作文”的诗界革命，而后来他在五四时期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若干核心命题也在此时逐渐成形。在1916年2月2日致任鸿隽的信中，胡适提出文界革命须从“三事”入手，来涤除封建旧文学发展至清末有文无质的“文胜”之弊，这“三事”包括：“须言之有物”“须讲文法”“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 。在1916年8月19日致朱经农信中，胡适更完整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并将意见寄于陈独秀。陈独秀将信函直接刊载于当年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一个月后，胡适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份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一份发表于《新青年》，正式以语言工具进化论与历史断裂论的激进姿态拉开了五四新文学登场的序幕。
胡适思考文学革命的初衷是要涤除古典文学中的“文胜”之弊，胡适所提出的“八事”从文、质两个方面对新文学提出了要求：“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讲求文法、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其中前三条是从内容方面要求新文学写个人的真情实感，其余后五条则是从形式或语言工具方面要求新文学推倒古文写作的条条框框。
一曰须言之有物。胡适认为，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裱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批评了那种厚古薄今的态度，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是文学进化的公理。所以，胡适主张今日中国应有今日之文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之所以主张白话小说为文学革命之始的由来，因为只有白话小说足以与世界第一流相媲美，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