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末，万历本中有“西秦腔”，为何在清初顺治宫廷中没有了呢？(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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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代不少学者对此说存疑。首先，现代学者看到的《钵中莲》原始资料，其实是经过整理的民国排印本，尚无学者拿出明代万历抄本的实物，不少人在研究《钵中莲》问题时，大都未加考证而直接转述前人，而最初该剧本版本信息是如何确定的，却鲜少有人关注，因此“万历抄本”在反复转述中几乎成为当代定论；
再者，越来越多学者有质疑，胡忌《从〈钵中莲〉传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以及陈志勇《〈钵中莲〉传奇写作时间考辩》等文，用较为详实的论述和令人信服的论据，对“万历抄本”《钵中莲》提出了质疑。
对此不再复述，还有王岩《顺治本〈钵中莲〉研究一一兼论清初地方声腔剧目在宫廷的演出形态》一文，对清初宫廷演出本《钵中莲》进行了详尽分析，证明清初宫廷演出本《钵中莲》多以昆弋腔为主，并未见【西秦腔二犯】，也即是说，在这些学者看来，所谓万历《钵中莲》传奇实为清中叶梨园整理本；
第三，清代曲牌中凡有“二犯”出现者，二字多在开头，如【二犯江儿水】【二犯风入松】，极少有【西秦腔二犯】这种标法，当然，在《西秦戏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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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娟曾记述过同州梆子抄本中有大量“二犯”、“而犯"、“贰饭”、“二反”等字样，但是这些抄本可信时间为清嘉庆以后，并非明代，所以《钵中莲》中【西秦腔二犯】到底是不是“西秦腔”的变格？它到底是什么？尚不能定论；
第四，戏曲唱词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是从长短句杂言体渐变为齐言体，反过来的例子几乎没有，【西秦腔二犯】共28句，几乎都是齐言七字句，可见其板式结构已基本定型，假如齐言体真是明万历间即己成型，乾隆初流行的【西秦腔】为何又变成了长短句杂言体？对此难以解释。
另外，何以明末万历本中即有“西秦腔” ，在清初顺治宫廷中没有了呢？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清初宫廷推崇雅部，删改了“万历本" 。
即便如此，那么又何以在明万历年间即存在“西秦腔” ，清初近百余年间，民间文字中再无此称谓，反而到了乾隆中后期，才在《燕兰小谱》、《缀白裘》等书中提到，且言其为“新出”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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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即使上述推断均不成立，即使《钵中莲》确实为万历年间抄本，它也只是一个孤证，而同时期相似特征的剧本则极少被引述，【西秦腔二犯】这一神秘的曲牌也极少出现，那么，用这一“孤证”来确定秦腔的产生时间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综上，《钵中莲》传奇的产生时间问题，需要重新考察，且【西秦腔二犯】的真正产生时间，很有可能是乾隆末年之后。事实上，根据大量调查和梳理，现存大多数符合齐言体、板式变化型制的秦腔剧本，多为嘉庆、道光之后产生。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笔者对于《钵中莲》的版本信息，也尚未能取得突破性的研究，只是从前人角度出发，标明疑点，也即是说，在行文之时，并不认同《钵中莲》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一说法，但这不影响下文的所有结论。
因为本论文并非从《钵中莲》出发来立论的，而且有更多的资料和证据来说明起源和传播问题，事实上，下段即提到有“同州梆子”在明末存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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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认同一个剧本的产生时间，并不等于否定“西秦腔”的产生时间，实际上，笔者无法得知西秦腔或早期梆子腔确切的产生时间，仅能够从证据中倒推。总之，一切以证据为主，尚未出现确凿证据，则无法定论。
再者是曲谱。这种曲谱的形式广泛，民歌杂调所含众多，与秦腔关系比较大者，可能以“梆子腔”为最。这样的曲谱，在明末的确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山陕交界一带。黄笙闻曾在《同州梆子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创新》一文中提到，乐户世家冯荣娃家藏的“大明天启二年”工尺谱曲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