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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通选课程《爱的心理学》杨诗韵、赵子慧的小组作业。指导教师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同归老师。大多数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学生们所有。如需要转载，请联系本专栏。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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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恋爱咨询行为下的归因调查
杨诗韵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赵子慧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摘要一段亲密关系的伴侣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两个，但是参与一段恋爱关系的社会关系却很广大。每一段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也都无可厚非地想要得到外人中对他们的恋爱问题的帮助和建议。但是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给出的看法是否会对恋爱前景产生影响？而亲密关系中的当事人的做法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局外人左右？干扰当事人对亲密关系中的知觉与判断的因素又有哪些？根据研究，一段亲密关系中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趋势的心理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它未来的走向。问题的良好解决和正确的发展预判对保持一段良性亲密关系具有很大意义。本课题着眼从大学生向第三方求助恋爱相关问题的行为，通过匿名问卷的方式，搜集了大学生在亲密关系中从自我和外部归因行为的表现，并对反映出的行为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亲密关系，恋爱问题，归因，行动者/观察者效应，自我服务偏差

【北外学院（北外分数线）】1. 研究背景

一段亲密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强大的诱惑力，对于刚刚步入建立亲密关系年龄阶段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只要亲密关系中的双方的动机、目标、信念、观点或行为妨碍对方或者与对方矛盾，就会发生伴侣中的人际冲突。当冲突发生后，有些人选择向亲近朋友、家人求助，有些人选择默默承担，独自解决。向亲密关系外的第三方寻求建议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求助，最终是否得到帮助？没有向他人求助的人是否独自解决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请教会不会只为寻求安慰、宣泄倾诉欲，而不追求实际问题的解决？那么大学生情侣通常从那些角度，又是否愿意了解来自不同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引起的偏差呢？这是我们所好奇的。

无论是自己主动分析解决恋爱问题，还是向身边人咨询、寻求帮助，最终的目的都是解释伴侣行为，是探究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指人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的解释，属于人际关系的归因（attribution）行为。所以我们希望探究部分大学生情侣在恋爱咨询这一社会行为下所反映出的问题和思考，来了解他们这一群体之中的在亲密关系上的归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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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卷设计思路
在查阅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小组成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对咨询对象以及在恋爱中咨询他人的原因进行了操作性的定义。
我们将咨询对象分为三类：亲密朋友、家人长辈和专业人士。
我们拟定咨询他人的原因主要包括了解对象信息、更正处事态度和学习恋爱经验，具体体现为被咨询主体对亲密关系中双方都有了解，并且拥有较多渠道获得咨询者不了解的信息；被咨询者处于亲密关系外，可保持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问题，做出判断；被咨询者本身具有较丰富的恋爱经验，可以为咨询者提高一定参考。
而选择不咨询他人，完全自己判断也是上述三个角度，表现为：主体认为自己掌握更多关于自己和恋爱对象的信息，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最多的了解；相信自己能够秉持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判断；相信自己的恋爱经验。
我们预测大学生遇到恋爱问题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咨询亲密朋友或家人，而是主要自己解决问题，并不求助于他人，因为当代大学生十分注重隐私和独立性，注重个人的感受和能力；较小比例的人会选择询问长辈或专业人士。在咨询他人的最重要原因是希望有用更恰当的处事态度，而不咨询他人的最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公开。
课题组将寻求他人意见的目的分为两个角度：保持良性亲密关系和寻求安慰和倾听者。我们预判这两个角度占比相当，差别不大。是否得到过有效帮助的问题上，我们预判得到帮助的人占比较大，在60%-70%之间。因为虽然可能大家倾向于之后再参考别人意见，但是旁人的帮助会对恋爱预测有一定的帮助。
最后，向他人咨询的问题类型上，设计思路是：先决条件（般配程度）、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每个方面设计两个选项，通过多选形式统计占比。我们预测对未来发展状况的前瞻占比最大，并且爱侣们会很大程度上希望自己的社会关系成为亲密关系的监督者之一，在爱侣不忠时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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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结果分析
课题组拟定了一份共九道问题的匿名调查问卷，分别调查：自我求助的可靠程度，他人求助的咨询对象，两种求助方式的心理动机、实际效果和咨询内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生中发放，共收回有效回答298份，其中男女比例2:8，大二及以下的新入学者占84.57% 。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遇到恋爱问题时，倾向于向谁寻求帮助？”考虑到恋爱问题的特殊性和个体性，这道题被设置为多选题，可选择1-2个选项。79.53%的受访者会向亲近的朋友求助，44.97%选择自己解决。这里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一部分受访者在部分恋爱问题上向他人求助，而另一些自己解决。只有11.43%和5.03%的人分别向长辈、亲人和情感咨询师、心理分析师等专业人士求助。
友谊是年轻人获得支持与帮助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们通常把我们介绍给可能的对象，并为此奔波忙碌，以帮助恋情的发展（Ackerman & Kenrick，2009）[1]特别是女性之间的友谊相较男性会更多地探讨人际关系与私人关系，女性更倾向于向朋友寻求敏感、体贴的理解与支持。（Rubin，1986）[2]因此，在北外这个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的调查地点，近八成的受访者会向朋友寻求恋爱问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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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11.43%的同学选择向长辈、家人咨询。本课题组认为，从文化背景角度分析，在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谈论亲密关系并不是惯例。并且有许多父母仍然认为，大学期间不应该谈恋爱，而要专注于学习。为避免冲突，许多大学生选择对父母隐瞒自己的恋爱关系，这就使大学生向父母咨询恋爱问题失去了前提条件。鉴于大学生的经济尚未独立，向专业人士进行付费咨询的条件并不成熟。
第二个问题是：“选择咨询别人的原因是什么？”本题忽视被询问对象个体的差异性，而主要针对信息、态度和经验这三者比重的考量。本题为多选题，最少选择一项，无上限。调查结果显示，72.51%的受访者选择了“对恋爱问题较冷静、客观、公正”；40.64%选择“对恋爱双方都有了解”；32.37%选择“恋爱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强” 。这与我们的预测结果相符。
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是亲密关系中向他人寻求意见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选择是有背后的道理的。事实上，在亲密关系中的人常常以“积极错觉”评价伴侣，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的现实认知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亲密关系中的一方并不是忽视对方的缺点，而是降低这些缺点的重要性。[3](Murray & Holmes, 1999)这使我们即使在掌握了关于伴侣的大量信息后依然不能正确地做出判断，陷入“当局者迷”的泥沼。所以，他人理性、冷静与客观的态度在此时突显出了它的重要性。
信息是此处其次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朋友和家人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信息提供者的角色。(Surra & Milardo, 1991)[4]他们拥有一些不同渠道获取关于伴侣的信息。另一方面，若咨询对象对亲密关系中的双方都有较多的了解，特别是两人共同的好友，他或她对问题和事实将有更全面的掌握，因此更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经验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三成同学依然很看重这一点。虽然恋爱经验的个体差异性较大，但是人们一般情况相信，有关恋爱经历者相较于恋爱经历空白者更善于做出正确的判断。
与之相对的，选择自己解决恋爱问题的受访者，62.69%选择“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和我的恋爱对象”，仅有30.6%的同学选择“我相信我比他人更冷静、客观、公正”，另外24.63%的同学认为“有丰富经验做出正确判断” 。在这里，对自己和恋爱对象的了解成为了不咨询他人的第一原因。亲密伴侣对彼此的了解当然比一般熟人更准确，但是如果伴侣的情感和行为令人不安，仍然有一部分同学选择相信自己所见的更加公正客观。
三成同学非常相信自己在一段浪漫关系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能力，另外近三成同学相信自己丰富的恋爱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普遍有一种强的恋爱自信，这是我们在预测时乐意所见到的。令人担忧的是，其中的部分同学可能是这样的想法：“那些不安和怀疑在别人真实的描述中发酵，会妨碍我的感情”，从而发生知觉歪曲，避免亲密关系的问题。在随后的题目中，我们发现，虽然亲密关系中的当事人自然掌握多于他人的信息，但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只有信息一个，没有理性客观的态度，即是拥有丰富的信息，也会做出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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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选择向他人寻求帮助是否真的可以有效规避恋爱风险，挽回恋爱错误呢？超半数的同学还是认可了这个行为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40%以上的同学，在选择忽略或者不听从他人意见之后，他们朋友所预见的麻烦成为了现实。其中甚至有16.44%的同学有过令自己后悔的惨痛经历。另外近四成的同学，通过认真参考他人的意见，幸运地规避了风险。
至少这告诉我们，我行我素在恋爱关系中真的算不上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往往持有理想化且过于自信的认知。事实上，人们并没有他们所认为地那么了解他们的伴侣。（Sillars, 1998)[5]仍然有少部分“刚愎自用”的同学，拒绝相信旁人对他们恋爱的指点，避免对亲密关系产生怀疑，有可能是因为，“如果真实的了解令人忧虑，就会促使他们歪曲知觉。”（Ickes & Simpson, 2001）[6]
最后，我们仍然好奇，同学们一般会和他们亲密的恋爱智囊团商讨什么类型的问题。出乎意料的，他们的恋爱导师似乎在恋爱前提承担了更多数据分析的工作，是在测算“客观条件匹配程度”、“在一起可能性”和“是否长久”方面表现出色的“恋爱工程师” 。其次便是担任了“恋爱调解员”的角色，帮助情侣在一个事件中找到彼此的对错所在。再一次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社会关系并没有承担“私家侦探”或者“恋爱督察”这样的职责，不到三分之一的同学会像他们取证伴侣不忠的证据。很有可能他们认为，除了自己以外的角色，无论朋友或者父母也好，都有他们与恋爱当事人不同的对另一位的期望和价值判断。这会导致在恋爱忠诚这的话题上，不能纯粹的从当事人视角来判断，来衡量行为的恰当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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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论分析
在《亲密关系》这本书中提出，在归因时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如人格、魅力或者努力），也可以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所面临的环境）；或者分为可控的，可以管理或影响的，或者不可控的，我们无法改变的。这类问题的研究通常很重要，因为对于同一件日常的事有太多的相差甚远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起因，强调某些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1] 。”而且亲密关系中相互依赖的伴侣面对生活事件都承担共同的责任，归因过程就格外复杂。
另外，我们认为向他人寻求恋爱帮助的行为并非只是一时兴起或者如同许多参与者所想的“寻求社会安慰”和“分享经历”那么简单。每个人给出的说话和解释，如果各执一词，伴侣通常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2]”的影响，在对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的解释上用完全不同的归因方式，从而很少能真正理解所有行为的原因。并且尽管两人拥有真爱，也会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3],乐于认识自己的作用而把过失归结于外部原因。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生情侣因为心智不成熟，社会经验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在没有外部的帮助下更有可能无法了解自己在归因过程中的错判。通过本次调查，自主判断的人数和结果来看，可以分析得出在部分北外学生群体中受两种效应影响情况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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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建议与不足
大学生们对待恋爱问题普遍采用的是一种“直觉+事实”的思维方式，在归因行为上，十分容易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和自我服务偏差的影响。大家普遍信任自己的判断能力，只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思维局限。所以大多数的同学在形成自己的初步判断之后，乐意采用同龄人的评价和恋爱咨询的意见；而另一部分同学则是完全依凭自己以往的经验和事实。由此可见，他们的信息源都是来自与和自己眼界、境况、爱好等相似的同龄人，这也会成为他们信息来源和吸取意见的一定限制。因此，大学生情侣可以多方寻求帮助，特别是多了解专业的两性关系和亲密关系理论和知识，培养正确的恋爱观和相处形式，尽量规避过往恋爱中或者大众公认的错误行为，如”试探“”冷暴力“等。
由于我们调查的人员多为大一到大二的本科生，这个年龄段的同学行为和思想都不太成熟，尤其在中国这个恋爱文化还不够成熟的国家。大学生的恋爱类型容易向“激情式”，“游戏性”发展，此时他们更执着与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对伴侣有狂热的激情和美好的想象，关系中的冲突也不少。希望同学们能够有意识地努力去了解对方的观点，有时甚至可以试图为对方令你难受的行为做一些美好的辩解，放大已有的美好品质。因为当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伴侣和亲密关系理想化，用一种积极错觉（positive）来评价时，会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1]
综上所述，建议在亲密关系中的大学生在处理恋爱问题时，可以保有保险的假想，不要把彼此的结合过于美化，而且知道，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很少能真正理解所有行为的原因。我们需要好的朋友来帮助我们解决恋爱问题，克服习惯性的自利性解释。在重视外部建议的基础上，自身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可以试图以对方的角度“脱罪”，学会相互理解或者原谅。而长久以来，良好而积极的归因模式将会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Fincham, 2001）[2],亲密关系可以通过此通常的、刻意的、习惯的归因模式得到改善。
当然，我们的研究显而易见，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在问卷设置时，应当将咨询对象设置为排序题。这样可以更好的研究，在选择咨询对象时的先序性是否会反映当代大学生在恋爱问题上的态度和归因模式的倾向性。其次，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对大学生群体归因模式进行具体分析，如他们通常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对亲密关系进行思考，他们得出结果的普遍逻辑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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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Ackerman, J. M., & Kenrick, D. T. (2009). Cooperativecourtship: Helping friends raise and raze relationship barries. Personalityan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 1285-1300.
[2] Rubin, L. B. (1986). On men and friendship. PsychoanalyticReview, 73, 165-181
[3] Murray, S. L., & Holmes, J. G. (1999). The (mental) ties thatbind: Cognitive structures that predict relationship resillience. 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1228-1244
[4] Surra, C. A., & Milardo, R. M. (1991).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context of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In W. H. Jones & D. Perlman (Eds.),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3, pp. 1–36). London: Kingsley.
[5]Sillars, A. L. (1998). (Mis)understanding. In B. H. Spitzberg &W. R. Cupach (Eds.), The dark side of
close relationships (pp.73-102). Mahwah, NJ: Erlbaum.
[6]Ickes, W, & Simpson, J. A (2001). Motivational aspects ofempathic accuracy. In G. J. O. Fletcher & M.S. Clark (Eds.) Blackwell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Pp 229-249) Malden,MA: Blackwell.
[1]米勒.S.M 1984.亲密关系：第6版.王伟平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15~117
[2] Malle，B. F. (2006), The actor-observerasymmetry in attribution: A (surprising)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Bulletin, 132, 895-919
[3] Miller, R. S., & Schlenker, B. R.(1985). Egotism in groupmembers: Public and private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groupperforman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8, 85-89
[1]米勒.S.M 1984.亲密关系：第6版.王伟平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13~114
[2] Fincham, F. D. (2001). Attribution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FromBalkanization to integration, In G. J. O. Fletcher & M. S. Clark(Eds.),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olog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pp.3-31). Malen, MA: Black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