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巨款（职员） _巨款

1948年1月26日下午三点左右，日本东京都丰岛区帝国银行椎名町支店，正准备关门，结束一天的营业。
就在这时，一名大约五十多岁的男子，掐点似地闯了进来。刚一进门，这名男子就亮出了胳膊上写有”东京都防疫班“的红袖标，并严肃地提出要见行长。
当天，行长因腹痛休假没来上班，代班负责的副行长吉田武次郎走出来，接待了这名男子。
见到副行长吉田武次郎，这名男子礼貌地鞠躬，递出了一张名片。副行长吉田接过名片一看，原来是厚生省厚生部的医员，某某医学博士。
副行长吉田客气地问，有什么可以为阁下效劳的？
这名男子郑重其事地对吉田说，附近的相田小太郎家周围发生了四起痢疾，警方发现有感染区居住的市民在今天上午来过贵银行，为防止疫情扩散，GHQ要求我们立即向贵银行职员发放预防痢疾的药物，稍后GHQ的霍托克中尉将会对贵银行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
GHQ是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战后日本的实际主宰，日本普通民众听到这个名字，往往是有几分惧怕的。
吉田不敢质疑，只问了一句，现在需要我怎么做？
这名男子说，请报告贵银行职员人数，请他们立即集合，我会现场发放药物，并说明药物的服用办法。
吉田报告说，我们这里共有二十一名职员，今天上班的有十五人，另外还有一名儿童，杂工滝沢辰雄的八岁小女儿，也在这里。
这名男子说，一共有十六人。那就请立即集合吧。
吉田没有多想，立即照办了。
十六人全部集合到一起，排成一排后，这名男子先是从随身携带的医药箱中取出一大一小两个药瓶和一个滴管，然后很专业地解释说，防疫药物分两次服用，第一种药物是由GHQ特别研制的，药效很强，但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服用不当，可能对牙齿釉质层造成一定损伤，不过请大家放心，接下来我会亲自示范正确的服用方式；第二种药物是中和剂，需要在服完第一种药物一分钟后，按剂量服用。
对于这种说法，十六个人中间有人感到困惑，但无人发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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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任何时候，未经求证，单方面轻信一个人都是危险的。
就这样，灾难开始了······
见面前的十六个人已成羔羊，这名男子开始示范第一种药物的服用方法，要点是将杯中的药物直接灌入喉咙，切忌含在嘴里。
示范完，这名男子从医药箱中取出十六个小药杯，排成一排，然后用滴管依次向杯中注入第一种药物。
做完这一切，这名男子说，请按正确方式，依次服用第一种药物，一分钟后服用第二种药物。
吉田觉得自己应该起到带头作用，于是第一个走上前去，喝下了药物，其他人跟着效仿，纷纷端起了小药杯。
据吉田后来回忆：喝下那药水，感觉喉咙像着了火，心脏也突然跳动得非常厉害。二十二岁的职员村田正子则回忆说，喝那东西就像喝劣质的烈酒，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遗憾的是，喝下那杯致命的药水，虽然吉田、村田等人难受至极，但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忍受，接着喝下了第二杯药水。
喝完第二杯药水，村田因为实在受不了口腔中产生的苦杏仁怪味，没等那名男子同意，便痛苦地向洗手间冲去。
吉田见状也痛苦地跟了过去。
村田来到洗手间，四肢发软，头部剧痛，就在这个时候，一声闷响忽然向他袭来。村田扭过头一看，吉田已栽倒在地，额头正流着血。
眼前的惨景让村田意识到了危险，他想呼救，但根本没有力气发声。眼看自己快要栽倒了，村田扶着墙，艰难地向不远处的银行侧门挪去。
村田是一名业余运动健将，异常强壮的身体拯救了他，奋力推开银行侧门后，他用尽全力，最后爬到了七八米外的街边。
很快，两名路过的女中学生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村田。
一名女中学生跑到附近的警局报警后，警察随即赶来。据冲进银行的警察后来回忆，银行营业厅内简直就是令人窒息的屠杀现场，十五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四肢扭曲，表情痛苦而狰狞，其中十一人已经死亡，剩下四个身形强壮的男性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为了救人，警察当即在大街上拦下了两辆汽车。
遗憾的是，虽然警方的抢救十分及时，但路上还是有一人痛苦地死去了。
战后的日本，因为痛苦绝望，时常有军人、市民服用氰化物自杀的情况，急救医生对此很有经验。因此，当这四个人被送到医院后，急救医生通过中毒症状，很快判明是类似氰化物中毒。
由于快速明确了毒源，这四个人虽然器官受损严重，但最终还是抢救了回来。这四名幸存者中，除了奋力爬到街边求救的村田，还有一个就是首先喝下毒药的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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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都警方的眼中，抢劫银行并不稀奇，但通过下毒的方式，企图毒杀全部在班职员，进而抢劫银行的案子，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
东京都警方在封锁现场后发现，劫匪抢走了出纳员桌面上共计16万3410日元的现金和一张1万7450日元的支票，但行长办公室里的41万日元现金以及保险柜里的35万日元现金，完好无损。
除此之外，现场十分干净，既没有留下明显的指纹，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案工具，在没有问询四名幸存者之前，警方甚至想不明白劫匪是怎样投毒的。
带着巨大的疑问，东京都警方随后兵分两路，一路追查那张被抢走的支票，一路则把重点放在了那四名幸存者身上。
没有想到的是，劫匪的动作很快。案发后的第二天下午14点30分，一个名叫后藤丰治的家伙，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成功地取走了支票上的钱。
当时，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尚未接到警方的调查通知。
顺着支票取款人的线索向下查，警方很快陷入了僵局。后藤丰治是个假名，而他留下的地址板桥3-3661，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假地址。
唯一有价值的安田银行板桥分行行长的回忆，支票取款人是个小个子，身高大约在1米6左右，戴着黑框眼睛，年龄在五十岁上下。
按照板桥分行行长的描述，东京都警方立即画出了劫匪的模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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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画像出来后，调查的重点随即转向了第二路。经四位幸存者辨认，模拟画像与劫匪很接近。
另外，接待过劫匪的吉田行长向警方透露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第一、劫匪的脸颊上有两块明显的老年斑；第二、劫匪进门后曾主动递过一张名片，名片上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但厚生省厚生部医学博士的头衔，印象很深刻。
就在警方询问四名幸存者、现场目击证人的时候，毒药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根据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的联合解剖，确认那十二名受害者是死于氰化物中毒。又根据那四名幸存者中毒后的症状描述，警方最终断定，受害者第一次服用的药水就是氰化物毒药，第二次服用的药水极有可能是普通的水。
劫匪为什么要让受害者二次服用普通的水呢？
据专家推测，劫匪让受害者服毒后等一分钟再二次喝水，除了分散受害者的注意力，可能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约束受害者服毒后的自由行动，以达到集体毙命，无法呼救的毒杀效果。
东京都警方的首席验尸官特别分析说，用氰化物杀人，如果受害者是依次服毒的话，投毒的剂量就是关键。如果剂量不够，发作的时间就会被拉长，而且很难形成即刻毙命的毒杀效果，这样的话，受害者就有呼救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一次毒杀多人显然不可能；如果剂量太大，则会出现另一个结果，后面的人还没服毒，前面的人已经毒发身亡了，这样的话，一次毒杀多人同样不可能。
从劫匪现场投毒的效果看，劫匪对毒药剂量的把握，其精准程度已经达到了让人感到恐怖的程度。劫匪做了精准的计算，第一分钟，十六人依次服毒，第二分钟等待，第三分钟依次喝水，三分钟后，毒药发作，无力呼救，集体毙命。银行职员村田正子爬出银行侧门呼救，完全是一个奇迹。若不是这位年轻人具有罕见的体魄以及强烈的求生欲，毒杀现场不可能有人生还。
综合首席验尸官的分析，加上现场勘察的结果以及四名幸存者的口供，东京都警方得出初步结论：劫匪只拿走出纳柜面上的现金，而没有进入行长办公室，说明劫匪对银行的了解有限，胆量并不大；劫匪现场没有留下指纹，并且拿走了之前递给吉田行长的名片，说明劫匪心智十分缜密；劫匪投毒的设计既诡异又精准，说明劫匪对氰化物毒药十分精通，这一点足以说明劫匪具有非同寻常的专业背景。
针对这三点结论，东京都警方随后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劫匪的专业背景上，然而战后日本的社会状况十分复杂，这项调查很敏感、也很艰难，因此追凶工作很快又陷入了新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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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两条有价值的线索突然浮出了水面。
第一条线索，是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提供的。
该银行报警说，他们银行可能遭遇过类似的投毒事件。1947年10月14日下午3点左右，有个中年男人进入他们银行，同样递上了厚生省的名片，并且也提出了要银行职员服用两种防疫药水的要求。
行长渡边忠很警惕，没有立即照办，随后他派了一名职员到附近的警察局了解情况。因为当地近期根本没有发生疫情，警察局觉得事情很蹊跷，于是派了一名警员饭田来到银行，查看具体情况。
这名男子见到警察，并不慌张，他大声呵斥警员饭田妨碍公务，坚称自己是受厚生省委派前来发放防疫药水的，还说厚生省马上会派吉普车前来进行室内消毒。
见这名男子态度十分强硬，警员饭田和银行职员被唬住了。随后，这名男子要求在场的所有人依次服用两种防疫药水，但警员饭田以并非银行职员，没有得到警局允许为由，拒绝了一同服用防疫药水的要求。
银行职员服用两种防疫药水后，一切正常，没有人有任何的不适。从事后看，正是警员饭田的及时出现，打乱了该名男子的投毒计划，让他临时换掉了毒药，否则集体毒杀银行职员，抢劫银行的惨剧那时候就发生了。
因为服药后没有发生意外，该名男子在当时没有引起银行和警察的注意，事情很快就封尘了。帝国银行的惨案发生后，联想到相同的作案手法，该银行立即意识到他们此前遭遇了投毒未遂事件，于是立即向东京都警方报了警。
原来，帝国银行发生的惨案，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
这对东京都警方研判案情具有一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投毒未遂，劫匪在逃离现场时，留下了一个重要证据，就是那张名片。
幸运的是，该银行在报案的时候，提供了这张罪恶的名片。
那名片上印着一个名字：”厚生省厚生部医员，松井蔚医学博士“ 。
”松井蔚“是真是假？
就在东京都警方准备追踪”松井蔚“的时候，新的案情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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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报警说，他们在1948年1月19日也遭遇了类似的投毒未遂事件。
事情同样发生在银行下午要关门的时间。这天下午3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进入银行，先是给该行的小川行长递上了一张名片，然后宣称刚有一名患有痢疾的病人来银行办理过业务，根据厚生省的要求，银行职员需要立即服用防疫药物。
小川行长战时当过宪兵，行事很强势。对于该名男子的说法，他有些疑惑，于是严肃地追问了起来。
请问这名患有痢疾的病人多大年龄？是男是女？
该名男子回答说，是个60出头的男性。
小川行长一听，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这一天进入银行办理业务的只有三名老太太。
你是不是搞错了？
面对小川行长咄咄逼人的追问，该名男子没有正面回答。他先是指责小川行长妨碍防疫，然后打开药箱，拿出药瓶，向银行四处撒了一些透明药水。
撒完药水，该名男子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银行。
小川行长原想进一步求证事情的真假，但转念一想三菱银行在东京有很多支行，这名男子也许是搞错了支行，也就没有多想，只简单在工作笔记上做了记录，并收起了那张名片。
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报警后，小川行长除了提供了那名男子的名片，还特别提到一点，这名男子的脸颊上有老人斑。
老人斑，三菱银行的小川行长提到了，帝国银行的吉田行长也提到了，但安田银行的目击证人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进入这三家银行的是否为同一凶犯？
东京都警方不敢肯定。
除了这一点，小川行长提供的名片上印着“山口二郎”的名字。凶犯进入两家银行，使用了两张不同的名片，这说明这两张名片极有可能都是假的。
对东京都警方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东京都警方之前的判断被推翻了，案情竟然突然变得明朗起来。
通过调查得知，厚生省根本没有“山口二郎”这个人，三菱银行小川行长提供的那张名片，是凶犯编造出来的一张假名片；但是，另一张名片上的“松井蔚”，却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凶犯进入安田银行，企图投毒时，使用的是一张真名片。
按照一般常识以及对凶犯的基本了解，他绝不可能傻到拿自己的真名片去作案，也就是说，这张“松井蔚”真名片，极有可能是凶犯为了干扰警方视线，故意冒用的。
松井蔚被锁定后，这种推测得到了某种印证。
警方找到松井蔚时，此人正在仙台的一家医院上班，三起案件发生时，他都在医院上班，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这一点医院里有许多人能够证明；除此之外，松井蔚身高近1米8，与劫匪1米6左右的体貌特征，严重不符。
这两点，足以能排除松井蔚的犯罪嫌疑。
让东京都警方感到惊喜的是，当询问松井蔚名片使用情况时，此人竟说出每一张名片的下落。
松井蔚告诉警方，他有社交做记录的习惯。1947年下半年，他共印制了一百张这种规格的名片，遇到有一定社会地位，有一定价值的人，他会主动送一张名片出去。到目前为止，这种名片他一共送出去94张，这94人是谁，他都有明确的记录，剩下的4张，都在名片盒里。
根据松井蔚提供的名单，东京都警方随后一一走访了94个人。在这94人中，有62人当场拿出了“松井蔚”的名片，有24人可以证明名片已经被丢掉或者撕毁了，只有8人不能证明名片的具体下落。
将剩下的8人与凶犯的模拟画像做对比，警方很快得出一个结论：现年56岁的北海道水彩画画家平泽贞通，与模拟画像高度相似，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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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蔚告诉警方，他是在一艘渡船上遇到的平泽贞通，当时双方交谈了很久，之后交换了名片。
警方依据这项证据，随即逮捕了平泽贞通。
平泽贞通到案后，多名现场目击证人指认，平泽贞通与他们看到的凶犯高度相似。更重要的是，随着对平泽贞通的深入调查，众多疑点与证据，纷纷指向了平泽贞通。
平泽贞通告诉警方，松井蔚的名片他一直放在钱包里，但钱包后来在东京都三河岛车站被偷了，他曾到警局报过案，相关记录应该能够查询到。
警方质问他，钱包中为何单单放着松井蔚的名片？
平泽贞通说，这只是随手的巧合。
真的如此吗？
警方无法判断，高度怀疑。
平泽贞通被逮捕后，警方仔细调查了他与银行的往来，结果发现他曾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从黑市购买空白支票，模仿目标公司负责人的签名，四次诈骗银行。因为诈骗的金额不大，手法巧妙，银行和相关公司均没有及时发现。
一个隐蔽且狡猾的银行诈骗犯，进一步黑化成银行投毒的劫匪。
这一点，在犯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对平泽贞通更加不利的是，帝国银行的投毒惨案发生后，平泽贞通和他妻子的账户，突然存入了17万日元的巨款。对于这笔钱，平泽贞通起初无法说明合法的来源，多年后才解释说，这是他画春宫画所得，羞于启齿，才不愿说明。
另外，平泽贞通是北海道人，案发时，他就在东京。更使人怀疑的是，案发当天，他又极其匆忙地回到了北海道。
面对这些证据与指控，平泽贞通一开始拒绝承认有罪，但被关押一个月后，他不再顽抗，开始承认自己就是三起银行投毒案的凶犯，并且交代了作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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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0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宣布判决结果，平泽贞通犯有谋杀罪、银行抢劫罪，判处死刑。
面对死刑判决，平泽贞通当场翻供，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并说自己是屈打成招，是战后日本社会动荡的替罪羊。
蹊跷的是，在某种力量的弹压下，日本社会舆论虽有质疑，但却选择了集体沉默。
此后，平泽贞通三次上诉，在狱中两次自杀，一次是割腕，一次是撞墙，并且在监狱的墙壁上留下了”冤枉“的血字。
在平泽贞通的抗争下，此案的重重疑点再次浮现出来，警方始终无法回答，平泽贞通丝毫没有医学背景，他究竟从哪里掌握了如此精准可怕的投毒能力？
还有，谁又能证明那张关键的名片，一定就是平泽贞通留在犯罪现场的？
因为无法真正合上案件卷宗，平泽贞通的死刑判决一直没有得到执行，1987年5月10日，95岁的平泽贞通在八王子医疗监狱内因病去世，此时距离他的死刑判决已经过去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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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案而言，平泽贞通的死去，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他的死去，无形中打破了三十年来许多人的沉默。
平泽贞通病死狱中仅仅过了十五天，曾经参与办理此案的伴繁雄警官就出现在了电视上，他不仅披露了此案的种种内幕，而且道出了他多年来的推测。
伴繁雄披露说，平泽贞通是个艺术家，没有医学背景，在这起精准的银行毒杀案件中，他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主谋，从作案的手法看，警方曾高度怀疑这起案件的操控者来自日本前陆军的敏感部门，尤其是731部队。
日本前陆军有一个第9化学兵器研究所。战时，这个研究所曾秘密与731部队合作，氰化物致死试验就是其主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项试验的内容很多，包括氰化物毒气、水剂以及粉末的毒性研究，尤其重视致死、致残的剂量配比研究。
因为秘密使用活人试验，而非猩猩、猴子之类的动物，他们得到的数据是全世界最为精准的。
在帝国银行的投毒案件中，凶犯使用的毒药并非常见的氰化钾，而是第9化学兵器研究所和731部队联合研制出来的“丙酮氰醇” 。
“丙酮氰醇”最可怕之处就是精准毒杀。这种毒药被服用后，三分钟后就会分解为剧毒致命的氰化物。在帝国银行投毒案中，凶犯正是利用了“丙酮氰醇”的特性，设计了三分钟后集体毒毙的效果。
试想，平泽贞通的背后若没有更加可怕的人，单凭他，怎么可能搞出这样的毒杀行动。现在我们都知道，战后，731部队的成员因为日美间的秘密交易，没有遭到惩罚，脱掉阴森的特殊军衣，失去军人的优厚待遇后，一旦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他们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可想而知。
所以说，帝国银行投毒案的幕后，一定有他们黑暗邪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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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许多人都认可伴繁雄警官的观点，为此，另一名参与侦办“帝国银行投毒案”的警官成智英雄披露了另一个更加黑暗的内幕。
成智英雄说，在“帝银事件”中，有一个人一度被忽略了，那就是松井蔚。通过秘密调查，后来警方发现，二战中，此人在印尼参加过“南方军防疫给水部” 。这是一支细菌部队，其成员大部分来自于臭名昭著的满洲731部队。
战后，松井蔚进入厚生省充当医生，但他刻意隐瞒了这一段历史。
同时，警方还发现，他所谓的喜欢社交记录的习惯，很可能是无稽之谈，他手中的名片极有可能是他蓄谋已久的道具。
得出这个结论后，警方曾秘密调查了松井蔚昔日细菌部队的战友，最后发现，51岁的前大佐诹访敬三郎不仅外形、年龄与疑犯高度相似，而且他无法提供案发时不在场的有力证明。
成智英雄说，就在警方准备对此人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上面突然下令说，已经确定平泽贞通就是凶手，其他相关调查立即停止。
那时候，私下里就有人议论，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似乎已经掌握了内情，为了防止731部队再次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导致更大的丑闻，这才抓捕平泽贞通，火速定罪结了案。
平泽贞通，他很可能是松井蔚或者诹访敬三郎的爪牙，根据平泽贞通脸上长有老年斑推断，三起银行投毒案，第一起不是他，后两起他极可能是工具人，而那张定罪的名片则是弥漫在黑雾中的圈套。
至于这个圈套里究竟有什么？
【内有巨款（职员）】因为人性有时太过阴暗，没有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