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师兄讲故事（作者讲故事的鱼） _宋

现在谁还写日记啊？确实，自从手机普及之后，除了学校老师要求学生必须写日记之外，估计是很少有人写日记了。但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作家方方，她不仅写了《武汉日记》，而且还集结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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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
她的日记不仅仅是出版了，而且是“光速”地在海外出版了。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现在竟然还有人写日记？竟然能够如此迅速地在海外出版？作家方方的日记，因为当时的特殊性，主要靠“听说”、“据说”、“听朋友说”而写成的。
虽然作家方方一再坚持，说自己得来的消息是“真实可靠”的，但终究还是引来了不少的质疑。既然是“日记”嘛，那“真实”就应该是第一位的。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所见所闻，真实的想法，反正离不开“真实”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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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
还有一个现象，也特别有意思，那就是作家好像都偏好“讲故事”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获奖感言中讲了几个“故事” 。阎连科在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时，在获奖感言里也讲了几个“故事” 。
莫言的“诗体小说”《饺子歌》，在《北京文学》发表后，接受采访时，最先还是讲了一个“故事” 。由此看来，作家确实是偏好“讲故事”的。既然是“讲故事”，而不是“写故事”，那首要的要求还是“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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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我们不能随便编一些东西，然后以“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在我们看来，讲出来的故事，那一定是真实存在过的。而写出来的故事，比如小说，那可以虚构。所以，我们听到故事，一定就会信以为真。
莫言“拾麦穗”的故事、“吃煤”的故事，阎连科“一颗糖”的故事，都引起了热议。其真实性我们无法考证，，但我们都相信是真的。所以，“讲故事”和“写日记”一样，“真实性”处于第一位。至于，到底要讲哪些故事，要写什么样的日记，那就由他们自己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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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
有意无意之间，每个人写日记或者讲故事，那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而这种“目的性”，必然就是选择的主要依据。他们选的故事或者是内容，一定会为这个“目的”来服务。否则，我们看到听到的事情这么多，怎么偏偏就是这些被讲出来，或者是被写下来了呢？
莫言讲“吃煤”的故事，是要证明当时生活的艰难，讲“拾麦穗”的故事，是要表明母亲生活的不易。阎连科讲“一颗糖”的故事，是要说明“爱”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让人忘记仇恨。作家方方写日记，是为了“记录在案”，为了“追责”，为了打“美好的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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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但是，有时候“目的性”太强，难免就带有个人主观的感情色彩。即使是真实的事情，也会在这种感情色彩的渲染下，突出一部分东西，而弱化了另一部分东西。甚至还有可能，有些虚构的因素在里面。
【宋师兄讲故事（作者讲故事的鱼）】所以，其实“日记”是不好写的，“故事”也是不好讲的。日记写着写着就有可能“跑偏”了，故事讲着讲着可能就添了一些料了。无论如何，一篇不真实的日记，或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都是危害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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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
因为是“日记”，人们便把它当成了真实的存在，因为是讲出来的“故事”，人们便把它当成了真人真事了。如果在这里面，虚构一些东西，人们还是会信以为真。这可不是像写小说那么好玩的事，更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所以，“日记”还是少些为好，“故事”还是要少讲为妙。不能打着“日记”或者是“故事”的旗号，根据自己的目的，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写或者是讲。如果是这样，那干脆去写小说得了，那里有很大的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