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纳三要素决定论（丹纳提出） _三

【丹纳三要素决定论（丹纳提出）】谢灵运引领了山水诗创作的初成期，王孟诗派的形成标志着山水诗创作的成熟。如此局势的形成绝非偶然，丹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有其规律，它是人类非顺从不可的各种形式的总和。谢灵运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二者对山水诗派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诗人及其作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在一定的时代、种族、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因而丹纳所提供的三原则让我们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作家作品。虽然丹纳的“三要素”说具有片面性、不彻底性，但是也具有合理性。丹纳认为，作品的重要程度取决于特征的重要程度， “因此特征的价值与艺术品的价值完全一致” 。据此，对于谢灵运、孟浩然诗歌特征的考察有助于对二者山水诗价值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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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强调对特征的考察是因为“艺术品表现了特征，就具备特征在现实事物中的价值。特征本身价值的大小决定作品价值的大小。”所以对于二人作品价值的评定要以他们诗歌特征本身价值的大小为依托。
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虽然有大量的玄言说理，但是他对玄言诗向山水诗形式的转化有重要贡献。玄言诗盛行于东晋，谢灵运生于晋宋之交的士家大族，士族文士多以“超尘脱俗”来彪炳个人的清高，所以多在自然山水之中寻求超脱的旨趣。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也肯定了谢灵运对东晋玄言诗的继承。但是谢灵运也有其创新之处，他提升了自然山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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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玄言诗中不把山水作特殊描写，仅仅把它当成一种悟道途径，重点在所悟之道。而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他开始有意识地对山水进行刻画。包括山水的取景，景物的逼真再现，说理与言志结合等。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价值在其对东晋玄言诗的继承，以及对山水诗创作的创新，由此形成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过渡。
孟浩然的山水诗继承了魏晋时期的山水诗创作，使之向更加深广的方向发展，从而逐渐走向成熟。此外，他也引领了唐代的山水诗创作之风，对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等影响深远。孟浩然的山水诗风格清丽、结构和谐自然、诗中言志、景中含情，思想多积极乐观，表现了一代儒士之风。文人创作是为情感表达，诗人的主观情感起着主导作用。如果只做看客冷眼旁观、客观再现景物及说理，则失去了诗歌创作的妙趣。此为二人创作的主要不同之处，也是孟浩然诗歌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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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诗歌的共同特征是把自然景物作为吟咏对象，然而对于特征的考察不仅要按照特征的重要程度考察，还要按照特征的有益程度考察。谢灵运与孟浩然诗歌相比，缺少积极因素。二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出仕之心，谢灵运过多的将情感集中在患得患失上。庄子《养生主》中指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谢灵运把“保身全生”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是任何理想都不可逾越的界线。而孟浩然则主要放眼于积极进取上。
相对于谢灵运的求得理解同情而言，孟浩然的积极乐观更可取。积极求仕固然可取，但是文人花费自己一生的时间用在求取功名上也会导致社会的落后，毕竟成功者寥寥。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三要素”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依据，但是不可否认，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见仁见智，丹纳认为这种意见分歧的现象只是暂时的，经过时间的长期演变，最终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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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三要素只是艺术作品形成的重要因素。文学作品形成的主要因素还应归结到诗人自身，包括诗人独特的气质禀赋，性格特征等，外因不能完全塑造诗人的才情。
谢灵运的山水诗错彩镂金，而且神、情、气俱现，但是诗歌中所传达的感情过于压抑。仿佛是笼罩在阴霾中的锦绣山川，虽然抑郁之情难掩诗歌之精妙，但是难免使人心生压抑消极之念。孟浩然诗歌平淡似水，品不出我们想要的味道来，但是却有一种魅力，让人无法脱离他诗中营造的意境。进入孟浩然的诗歌仿佛进到了另一片天地，可以让我们忘却一切凡尘俗世的困扰。孟诗无论读到哪里都是淡淡的味道，正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语淡而味终不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