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做个心理问卷，落下心理阴影？第七医学中心|颈部|患儿|刘钢

上海市长宁区部分中小学给学生做了份心理健康调查问卷，结果家长们吓得不轻，纷纷担心孩子因此落下心理阴影。
这份问卷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多达三十多题的“自杀意向测试”，询问之细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问小朋友有没有为了自杀开始收集药片、刀片，有没有手写自杀遗言。心理学专业人士很快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来自于“Beck自杀意念量表”，是被用来评估心理疾病患者中高自杀风险人群的自杀可能性的，而且一般只适用于17岁以上的患者。
这样一种特定的量表被用到一般性的中小学心理健康问卷里，意味着什么呢？心理学专业老师唐映红打了个比方：“Beck量表”就好比活体穿刺。如果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医学影像检查提示有包块，医生才会去做穿刺确认是否癌变，没有说不经初步检查不由分说就直接做穿刺的。借助这个形象的比喻，我想大家都能体会到其中的荒唐。
填一份自杀问卷会不会直接诱使小朋友顺着问卷的“提示”付诸行动，这或许可以争议，也取决于孩子本身的情绪状态，但震惊、害怕或者困惑是难以避免的。再说了，那些真正遇到情绪困扰、乃至产生自杀倾向的孩子，往往有耻感，可能压根不会在填问卷的时候如实相告，靠问卷筛查得出自杀倾向么？这又不是微信公号里的心理测试游戏，能这么草率么。
许多孩子家长以及关心社会新闻的朋友想必都观察到了，这些年学校、教育机构越来越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类似“抑郁症低龄化”之类的话题越来越多见诸公共讨论。今年10月，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委员《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时，表示要建立全过程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服务、评估体系，“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无论是政策部门，还是民间舆论，对待儿童与青少年抑郁、自杀等问题的态度都在起变化，从讳莫如深到正面讨论、设法应对。
按理说这是好事。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怕的就是缺乏“病识感”，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或者意识到了，但不接受或拒绝干预。青少年患者往往很难自己意识到问题，他们“病识感”的建立，正仰赖家庭、学校、专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支持体系的帮助。
但抑郁症筛查、心理健康档案之类的政策引起了部分家长的不安。这倒不难理解，一提到“档案”，即便是不公开的，人们总不免担心其中的记录会影响到升学、工作。更关键的是，我们现有的专业资源，足以科学地筛查与判断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么？
长宁区发给中小学生的问卷，似乎证明这种担心并不完全多余。有一说一，当地教育部门对舆论的反应很灵敏，道歉态度也比较诚恳。但这不足以缓解忧虑：从道歉声明中我们知道，这份问卷是经由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区教育局相关科室审核过的。有专业部门把关，怎么这么大的纰漏就没人意识到呢？
这揭示出一个矛盾：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现与干预，但专业性却难以跟上。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一组数据：全国范围内，没有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小学、初中分别占到49.2%、41.0%。即便经济条件不差的地区，心理教育这块的缺口也很明显。重庆某个区在2019年时，专业教师、有心理学背景的兼职教师加起来不过十人，有的学校的心理老师甚至是体育老师兼任的，这不是笑话。可想而知，在缺乏专业性的状况下，学生的状态被忽视，或者遭到过度反应对待，都不会是出乎意料的事。
唐映红老师还提醒我，社会上对抑郁症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有时孩子只是遭遇挫折事件而产生了情绪退缩反应，未必和抑郁症相关。构不构成疾病、要不要干预、怎么干预，都需要专业判断，不然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是一个很专门的领域，需要专门的培训，且有许多未知待探索。我看过一个采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姚贵忠直言和一个十五岁的小患者沟通的过程让他觉得自己“很苍白”。
长远看来，培养和壮大优质的儿童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专业队伍才能解决问题。在缺憾的现实下，至少得做到审慎对待、不急不躁，把判断权力交给真正有资质的人士。否则，越多的“关心”，大概只会造成越多的次生伤害，留下越浓重的心理阴影。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中一个讲述者称，年轻一代处理恐惧、孤独、疑虑等负面情绪的能力似乎在退化，他将其归咎于社交媒体的泛滥，因为这代人生活在随时都能寻求“数码安慰”的环境里，而那些浅层、短效的刺激往往把人引向更深的空虚。哲学家韩炳哲把抑郁症归结为“过度积极性”的后果，因为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于是人们陷入了自我剥削。这些都只是一家之言，解释力未必充分。我真正想说的是，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大人，抑郁都不仅是个体疾病或困境，也是时代症候。如果我们的关注点只在“识别”疾病或“风险”并试图“消灭”它，而忽略了滋生问题的社会环境，再积极的努力恐怕也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