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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漫漫寻子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 ， 被认为是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极简的电影 。
年底露面海南电影节时 ， 此片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注 。 值得庆幸的 ， 这部胶片电影今天就将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 正式登上中国大银幕 。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化” ， 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
将政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与暴力中 ， 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化 ， 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感 。
2000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一批巴尔干半岛上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进入战后现实 ， 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 ， 以置疑遗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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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漪效应》剧照
例如戈卢博维奇最初的两部长片《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设陷》（2007）都是将故事装在了惊悚犯罪片的叙事架构中 。
进入第二个十年 ， 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 ， 不管是三线时空交叉的《涟漪效应》（2014） ， 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事《漫漫寻子路》 ， 创作源起都是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事件 。
特别是《漫漫寻子路》 ， 以突出的纪实性与社会性 ， 展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肯·洛奇式的故事 ， 讲述了一位父亲的贫穷和坚持 。
英国《每日银幕》评论此片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声势置于了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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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 ， 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关系暴力中生存？
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or?uJoksimovi?u）的父亲 ， 面对官僚主义的高墙 ， 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ca）步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 ， 向主管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 ， 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而战 。
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 ， 并花好几天时间与他在一起 ， 对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 。 于是 ， 继《完美设陷》之后 ， 《漫漫寻子路》再次讲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地奋力赎回自己的孩子 。
戈卢博维奇说 ， 这部分呈现也是他献给他的父亲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PredraguGolubovicu）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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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设陷》剧照
父亲的沉默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 ， 是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 。 影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现的黑色与荒谬 ，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
《漫漫寻子路》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片第一个场景用了3分钟时间逼视着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 ， 她的家庭已饥困难继 ， 为讨回工厂拖欠两年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 ， 她携子当众自焚 。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 实际上此后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局面 ， 才更加令人绝望 。 尼古拉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助 ， 相反 ， 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质询 ， 被进一步置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 。
当尼古拉从做临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 ， 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查问与判定 ， 而尼古拉的原罪就是贫穷 。
在这几场室内戏中 ， 父亲与他者的关系 ， 通过镜头俯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辑 ， 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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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暴力的一种形式 。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 ， 它成为体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 。
应该说 ， 贫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 。 而父亲的悲剧 ， 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 ， 更在于无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

稿源：(幕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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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年度重磅力作，突从天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