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勋|特稿｜职业陪诊师：“孤独就诊”者最好的帮手医院|肾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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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陪自己父母看病的时候，很多老人像孩子一样站在机器前面面露难色，他们不懂用机器挂号，也不会缴费，本身就带着病，提着一大堆东西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老两口相互搀扶着，站一会，坐一会，让人很心疼。这使吴莹莹萌发了做职业陪诊的想法。
（健康时报实习采访人员赵为德）“再忙，不要让你的父母自己去医院，年迈的老人在智能化系统前手足无措，他们不清楚，究竟要怎样才能让医生给自己看到病。他们的慌张与无助，我替你们见过。”在长沙从事职业陪诊工作的熊建勋告诉健康时报采访人员。
像熊建勋这样的陪诊师，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各大医院，目的就是给没有时间、行动不便或是不懂医院流程的群体取诊断结果和陪护治疗。
“老人看病手足无措让人心疼，萌生了做职业陪诊的想法”吴莹莹（化名）是一名80后，在天津做职业陪诊已经半年了，服务范围包括天津市肿瘤医院等各大三甲医院。
吴莹莹告诉健康时报采访人员，在医院陪自己父母看病的时候，很多老人像孩子一样站在机器前面面露难色，“他们不懂用机器挂号，也不会缴费，本身就带着病，提着一大堆东西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老两口相互搀扶着，站一会，坐一会，让人很心疼。”这使吴莹莹萌发了做职业陪诊的想法。
在长沙做职业陪诊师的熊建勋跟妻子一起，刚开始做陪诊一个月，每天能接一两单的服务，跑得最多的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熊建勋告诉健康时报采访人员，看见一个老人挂号挂错了科室，他去找护士，护士解释了半天老人也还是不明白，一个人坐在地上，看见了特别揪心。帮助这些群体方便看病，是熊建勋想做陪诊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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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莹莹在排队取结果。受访者供图。
对于职业陪诊，吴莹莹觉得是作为8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刚性需求。“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年纪都大了，工作、孩子和老人之间难以平衡，都需要我们，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让吴莹莹印象深刻的是，自己的同学在国外工作，但是母亲突发疾病，不得已回国，如果老人只是短暂的病，对他们而言其实也会带来很多麻烦。
“当时有一个小女孩找到我们，她的妈妈得了乳腺癌，孩子在工作的上升期，而且刚怀孕，这孩子很孝顺，陪妈妈做了很多治疗，但是照CT这种会有辐射。”吴莹莹说，这个时候她的父亲也查出了肺部有阴影，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最后找了陪诊，“她怀孕遇上这些事情很让人心疼，但是很幸运的是妈妈的病是早期，不然真的很难受。”
吴莹莹告诉健康时报采访人员，“有一个直肠癌患者，因为孩子没有时间，自己一个人去做肠镜做了两回都没做成，然后家里才说找个陪诊吧，联系到了我。”家里人并没有把病情告诉老人，所以老人总觉得没有做肠镜的必要，作为陪诊，吴莹莹遇到这种情况并不少，她通常会跟家里人“串好口供”，告诉老人就是个普通的例行检查。
和陪诊的老人在一起久了，吴莹莹觉得不仅是帮他们看病，“和他们说说话听他们唠唠嗑，这种陪伴对老人而言也很重要。”吴莹莹告诉健康时报采访人员。
有一个养老院的老人，在自己陪护过程中一直和自己说话，还给自己讲养生的方法。“她就一直给你说，你看我的血糖控制得多好，就是走路费点事，但是吃什么都特别好，你们年轻人也要这么吃，不要喝酒。”吴莹莹说。
【 熊建勋|特稿｜职业陪诊师：“孤独就诊”者最好的帮手】“这种陪伴对空巢老人而言太重要了，聊天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子女”。吴莹莹说。
“陪诊既需要病患信任，也需要自己讲诚信”对于陪诊，当地人开始并不理解。在医院和患者交流的时候，对于熊建勋这样一个“热情”的陌生人，曾经有的人会刻意疏远。
为了向大家介绍陪诊服务，熊建勋会挨家挨户地去发传单，但是受到更多的是人家的白眼和误解，“人家就会觉得，好像搞得跟我家有病人一样，话都不会跟自己讲完。”熊建勋说。
“他们总觉得我是医托，是黄牛卖号。”熊建勋坦言，“你要说我是黄牛，我接受这个称呼，但我的想法是想真正帮助病人。”
为了能给患者最完善的陪诊服务，熊建勋会给每个患者买一个专属的文件夹，把病历资料统一装起来，“这种很细微的工作对患者而言就是与人方便。”对于不熟的医院，熊建勋还会跟妻子会提前去“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