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评《1921》：如何完满演绎和诠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作为一个表现】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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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作为一个表现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主旋律影片，其在立项之初所面临的局面显然是很难的：一是这个题材的很多细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史实，挖掘新意讲好故事的难度可想而知；二是已经有了极为优秀的同一题材影片《开天辟地》和《建党伟业》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的丰碑高高地矗立在影坛，想要超越它们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看完影片《1921》后的第一感觉是，它居然做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精彩故事、一种厚重的历史与青春气质交融的全新政治表达中对于艺术高度的超越。
喻国明评《1921》：如何完满演绎和诠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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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影片《1921》的成功密码是什么呢？显然，一流的经典是很难描绘其价值和意义的“上限”的，它的标版意义和价值可能需要从很多角度和层面上加以体会和诠释。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握和分析它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着眼点”和“着手处” 。我认为，作为一个具有标板意义的经典，它至少具有这样三点创新与探索：
01
顶天立地的恢弘架构与“细颗粒度”的焦点聚合：重大题材的“生态级”创新呈现
在影片《1921》之前，已经有教科书式呈现的影片《开天辟地》，以及群星璀璨式呈现的影片《建党伟业》。如何在百年发展的历史节点上以全新的方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呢？影片《1921》尝试了对于重大题材的“生态级”呈现的创新范式。
喻国明评《1921》：如何完满演绎和诠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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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的叙事上，有三个维度上的聚焦：一是时间上的聚焦，全部叙事都集中于1921 ，只有少数场景对于“1921”做了时间线上的必要铺垫（1920）和逻辑延伸（1922）。二是地点上的聚焦，叙事场景集中设定于党的诞生地上海，特别是石库门地区，即使在维也纳、东京以及北京和湖南的分支场景下，叙事的焦点仍然指向即将建党的发生地上海。三是叙事主体上的聚焦，全部笔墨都在刻画一大会议和一大代表。这样三个维度上的聚焦，以过去已有的建党题材作品所未曾达到过的“细颗粒度”表现，形成了对建党历史鲜活、富有质感和灵性的生动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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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方面以恢弘的历史架构把观众带进了一百年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境遇中：签署了1870多个卖国条约的清政府所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向何处去？在所有“可供性”选择的历史菜单中几乎都是死路和绝路，只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亚洲、以及中国的游荡给人们带来的无限的遐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影片又以一种聚焦化的“细颗粒度”呈现，集中表现建党的13个代表和他们身后所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以他们的身世、思想、性情和音容笑貌刻画出那个时代文明发展所诉求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单”和他们回应这些“问题单”的智慧和勇气。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也是这个样子。影片《1921》的创新恰恰是表达范式的创新——重大题材的“生态级”创新呈现。
02
以13个人的“创业团队”所代表的“青春中国”气质为本体逻辑：完满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一历史之问
汤因比曾经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 ”建党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外有强敌，内有危机、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严重困局中，梁启超当时写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影片《1921》所聚焦的，便是这一历史之问：中国向何处去？沉疴需猛药，只有青春中国的吐故纳新的革命才能挽救中国摆脱陈腐僵化的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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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1921》正是通过表现这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人，是如何通过自身的青春之火点燃中国的希望之火，以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蔚为大观的中国大历史的。整部影片传达的都是青春昂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气神，比如，毛泽东和李达喝酒，干杯说，那我们就创立一家公司，去做最伟大的事业。它和今天观影的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听得懂，感受得到。影片又巧妙地通过情节安排将这13位创业者的青春之火聚拢在“南陈北李”的精神气质的包裹之下：影片中的陈独秀从狱中走出来，凌乱的头发、慷慨的决绝，他激情四射地说：“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 。而李大钊则显得更加内敛和从容，处变不惊。有一场戏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狱中探讨中国的未来，李大钊说：“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 。正是这一的理论之光照耀下的青春创业，使得“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一历史之问在影片《1921》得到了完满而精彩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