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州之役：把握正德嘉靖之间的政局走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州之役发生在以明武宗为代

应州之役发生在以明武宗为代表的豹房势力，与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相拮抗，这一特殊政治背景之下，明代官方对于应州之役的评价，更是深受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势力消长的影响。
总的来说，明代官方对此役一共进行了两次评价，第一次评价在明武宗正德十三年的七月份，此一时期，至高无上的皇权使得豹房势力，在与文官的较量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明武宗遂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大行封赏，称为大捷，此高调评价的有效期一直保持到明武宗驾崩。
第二次评价的时间跨度较长，自明嘉靖皇帝即位诏书的颁布开始，一直到《明武宗实录》编纂的完成才算是盖棺论定，应州之役从此就往往被冠以游幸之名、冒功之滥未有甚于此役者等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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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在豹房驾崩，年仅31岁，明武宗的突然暴亡引起了明代政局的剧烈震动，豹房势力随之土崩瓦解，而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在皇太后的支持下迅速掌控局面，各方势力也根据利益之诉求，进行再次整合，明代权力中枢的两大代表内阁，与司礼监迅速结成临时性的政治同盟。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明武宗在位时，司礼监于内阁似乎并未能如此同心，作为豹房中的宦官势力之一，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司礼监为何能与内阁达成谅解？
在处理江彬这一事件中，司礼监之魏彬为了不为江彬连累，开始与内阁走向联合，多少有些城下之盟的意思，从中亦可以看到此一时期内阁权势之盛，缺少了明武宗的豹房势力，再也不能与之一较长短。文官随即开始了对于豹房人员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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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驾崩之前，似乎已有所觉悟，但他仍然想保住在位时的心腹们，然而失去了靠山的豹房势力，并没有安然度过这场疾风骤雨般的政治风暴。
首当其冲的便是以江彬为代表的边将势力，这一群体在镇压流民起义时崭露头角，深得好武的明武宗青睐，被封为义子，赐以国姓，留侍豹房，其所受明武宗之恩宠，以及权势之盛甚至一度超过宦官群体，成为豹房中最不可忽视一支政治势力。
明武宗巡幸北边，既而才有应州之役，这与江彬等人的怂恿有着直接关系，在武宗巡幸北边期间，此一群体的权势达到顶峰，甚至是事无大小，白彬乃奏，然而所造成的君臣隔绝的状态，让文官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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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等边将势力掌管京师的兵权，随着明武宗的暴亡，江彬亦不自安，遣散边兵。乘此机会，杨廷和乃与司礼监共谋除之，正德十六年六月，江彬等伏诛。
然而这只是对于豹房势力大清洗的开始，紧接着便是对于豹房中宦官势力的清洗，明武宗一朝，宦官势力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间虽有对这一群体的打击之举，然其仍然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活跃在正德朝。
御史王钧首先发难，上奏章弹劾魏彬等人，随后，给事中杨秉义、徐景嵩、吴严以及御史萧淮再次上言，弹劾豹房残余势力，可以看到此次清洗规模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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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边将势力中于此前，未作处置的许泰被送往都察院鞫治，豹房中的边将势力才算是彻底被清除。至此，豹房中的各种势力几乎都遭到打击，这便是在对应州之役，作第二次评价时的政治背景。
随着对豹房人员的清洗，明代官方对于应州之役的再评价随即开始，集中表现在嘉靖朝，对于冒应州功的处理上。所谓冒功，即功不当赏，对于冒应州功的处理实质上，就是对武宗在位时所主的录应州功的否定。
其开始标志便是出自于杨廷，和等文官之手的明世宗即位诏书的颁布，其第四十一条就是针对，应州之役后的录功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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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州之役：把握正德嘉靖之间的政局走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官于应州之役最为不满的地方，便是录功之冐滥，因此主张对冒功之人尽行裁革，这也奠定嘉靖朝，对于应州之役评价的基调。随即便开始了应州冒功人员的裁革工作，首先看到的就是明军，在应州之役中的斩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