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滥法的批判和重德，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秦亡汉兴

秦亡汉兴，对秦汉之际的人们产生了极大震动。汉初的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开始反思秦亡的原因，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开始认识到以仁、义、礼、忠、孝等道德规范构建伦理秩序对于王朝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陆贾西汉建立后，陆贾曾就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向高祖刘邦进言。高祖认为《诗》、《书》无用，天下是马上得来，不需要学习《诗》、《书》。陆贾反驳：“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并指出要以仁义治国，文武并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高祖惭愧，令陆贾撰写秦失天下而汉得天下的原因。陆贾写了十二篇，高祖“称善” ，并称这十二篇为《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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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以古为鉴，分析各国成败原因
包括秦亡原因。陆贾认为， “尚刑”、“不并仁义”是致使秦亡的重要原因，即“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秦二世尚刑而亡”、“李斯治法于内……法逾滋而天下逾炽” 。他指出，秦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失败的原因是，秦国的举措太多， “刑罚太极” 。因为重视刑罚，以刑罚为巢穴，所以有“覆巢破卵”的危患，指出“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 。基于此，陆贾强调以“仁义”来处理伦理关系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仁”是道的纲纪， “义”是圣人的学问。也就是说， “仁义”是治道的基础，把治理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仁义”上来。对于仁义，他指出“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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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把仁义视为处理骨肉、夫妇、朋友、君臣等关系的准则，认为力行仁义可以修己身，还视仁义为治国安民的关键。因此，贾谊的结论是， “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 ”君子能“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疆” 。（二）贾谊贾谊，生活于汉高祖至汉文帝时期，与陆贾生活的时期大致相同，都不同程度地经历或者感受到秦亡汉兴的剧变。贾谊有治世之才，又心怀热血，曾极力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所作《过秦》极为有名。贾谊认为， “秦国失理，天下大败， ”“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 ”二世“繁刑严诛， ”所以秦当初虽然雄霸天下，然而陈涉一人“作难” ，不仅秦七代祖先宗庙被毁，而且国君也被杀害，遭到天下人耻笑。而暴虐的对立面便是行仁义，重视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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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假设，如果秦二世能任用忠贤，君臣一心
以礼来治理天下，省略刑罚，那么暴乱便不会发生，国家也能得以安定。此外，在其《治安策》中也提到，秦就是因为舍弃礼义廉耻这四维，才导致君臣关系混乱，六亲相互残杀，奸人作乱，百姓叛离，仅十三年国家便遭到灭亡。可见，在贾谊看来不行仁义、“灭四维”是秦亡的主要原因。如此，贾谊将秦亡的教训转移到了伦理道德方面。基于亡秦的借鉴，并结合当时的社会风尚，贾谊强调了以“仁、义、礼、智、信”等教化百姓的重要性。他在《治安策》中指出， “（秦）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
《新书》中指出
人有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这五种行为和谐便产生乐， “乐兴则六， ”这就是六行。人虽然有六行，但“微细难识” 。况且“邪俗”每日增长，而百姓却泰然处之， “无廉丑” ，不遵循礼义。因此，在社会道德风尚不显而百姓又难识微细的情况下，教化百姓很有必要。贾谊指出，百姓不能辨别“微细” ，只有“先王能审之， ”故而百姓一定要由先王教导才能明白缘由。在贾谊看来， “无不可治之民， ”且“教者，政之本也” 。所以“先王为天下设教” ，按照人们已有的进行训导，内以六法为本，外以六行为体，传授《诗》、《书》、《易》、《春秋》、《礼》、《乐》这六种学问，以这六种学问为大义，并称之为六艺，令人根据六艺自修己身，修成便得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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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伦理道德之中，贾谊更强调“礼”的作用，礼治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在贾谊看来， “礼”是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人民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 “礼”是“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 。最高的“礼”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 。在这里，贾谊不仅把“礼”视为处理君臣关系与上下级关系的准则，更是视为处理家庭内部与亲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主主臣臣、威德在君、尊卑大小强弱有位，这些都是“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