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湿败毒颗粒|三个“为什么”:解码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 二 )


对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而言,大学落户苏州,有利于撬动长三角地区的优质资源,探索打造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人才“新高地”。4月22日,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程纯,专程出席了苏州市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签约仪式。而在202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就已携手上海中医药大学开办中医学本硕博连读“屠呦呦班”,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中药学本硕博连读“屠呦呦班”。“虽然目前只完成了第一届招生,但生源质量相当好。”中国中医科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采访人员。
为何用抗疫成果支持大学建设
中国中医科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采访人员,以1.5亿元价格转让“化湿败毒颗粒”成果的收益使用,初步考虑,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成员子女考入各省市中医院校,拟给予本科阶段第一学年学费资助;考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的学生,拟给予本科阶段学费资助。
据了解,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1月25日(大年初一),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组建的第一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在黄璐琦院士带领下奔赴武汉。医疗队和后方科研组继承古代先贤智慧,边救治、边研究、边总结,反复实验并仔细分析数据,研制出防治新冠肺炎确有疗效的中药创新药物——化湿败毒颗粒。2020年3月中旬,化湿败毒颗粒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这是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临床批件。中国中药方面获悉后,随即联系协调批件转让事宜。同年3月底,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广东一方制药签署技术转让合同,以1.5亿元的价格将化湿败毒颗粒临床试验批件、专利及药品注册证书转让给一方制药。随即,参与化湿败毒颗粒研发的中医科学院国家中医医疗队全体队员、后方科研攻关组等一致决定:将成果转让收益用于中医药人才培养,设立“中国中医科学院人才培养专项”,鼓励更多人学习中医药、培养选拔中医药高素质人才,包括支持赴湖北抗疫中医医疗队队员的子女学习中医药,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筹建等。
为什么校址花落苏州
2020年8月底,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规定高校校名原则上不得冠以“中国”字样。可见,任何一个地区,如能拥有“国字头”大学,就等于拥有了极为稀缺的资源。从公开报道看,山东、浙江等多省市都加入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选址争夺战”中。为何最终花落苏州?
首先,苏州具有区位和历史人文优势。苏州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处,是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古名医辈出。从汉代至民国两千年间,江苏见于著录的医家就有4000余人,其中苏州有1000余位,素有“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美誉,尤以明清为盛。1982年卫生部曾下达中医古籍整理计划,所列592种书目中吴医古籍58部,占近十分之一。苏州中药行业历史悠久,如著名中药老字号“雷允上”至今已近300年历史。
当然,仅有“先天优势”是不够的。近现代吴门医派与北派中医之间的交融,尤其是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不解之缘,为苏州加分不少。
先有中医界资源的“南水北调”。如,京城“四大名医”汪逢春出身于吴门望族,1908年北上京城创办了近现代中医发展史上著名的“国医讲习会”,堪称中医南北融合的先驱与典范。1954年,毛主席指示成立中医研究机构。1955年,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从各地征选32位顶级名医入京。首批奉调者中有5位来自江苏,此后多批吴门医派佼佼者接连入京,解决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之初的燃眉之急。如钱伯煊推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妇科的发展;喉科世家耿鉴庭调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后专攻耳鼻喉科;儿科圣手金昭文补充完善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儿科体系等。
再有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北电南供”。2013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在江苏建立分院,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首家分院。通过整合北京优质的科研、临床资源,调派强大的科研人员前赴江苏组建适合区域中医药发展的人才队伍,联合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同时聘任分院符合条件的人员为客座研究员,拓展研究生南北联合培养模式。
苏州方面为了吸引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落户,也是下了不小的“本钱”:将吴中区临湖镇园博园约610亩地块划拨作为大学建设用地;除部委核拨经费外,根据学校建设发展需要,投资运营平台经费(包括开办费、运营费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苏州方面负责全额承担,保障大学建设费用;大学投入运营后,苏州方面承诺,将在前5年给予足够的运行资金支持,5年后资金支持额度由双方另行商定。此外,在相关人才引进政策以及人才公寓、周边商业医疗交通配套、教职工子女入学入托等都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