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亲编之书，要求每户有一本，清朝时沦为禁书谈及朱元璋

【朱元璋亲编之书，要求每户有一本，清朝时沦为禁书】谈及朱元璋，人们最大的印象是刻薄、残暴、权欲熏天，负面多于正面，甚至如今有学者将形容为“权力的野兽” ，让人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但作为一个正统王朝的开国之君，假设真是如此不仁，如何能够开创洪武盛世，又如何让万民归服？
实际上，从明朝开国之君到如今的“权力的野兽” ，朱元璋被逐渐妖魔化，与最初的形象早已相差十万八千里。关于这一结论，通过朱元璋亲编之书《大诰（gào）》不难看到，所谓“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 ，朱元璋亲编的《大诰》直观地反映了他的为人。

文章图片
朱元璋为何作《大诰》
所谓“诰” ，古代统治者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诰文始见于《尚书》，最早是商汤灭夏后发布的《汤诰》，昭告天下讨伐夏桀之因与商汤灭夏的信息。第二篇诰文叫《大诰》，三监之乱后，周公旦讨伐叛乱之前，表明东征的理由，是一份战前动员文告。朱元璋的《大诰》与周公的《大诰》，尽管书名一样，取之“大告天下”之意，但两者内涵相去甚远。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以《唐律》为蓝本，在总结了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编写了《大明律》，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之前的历代王朝不同，明朝之前的元朝统治非常粗放，豪强无法无天，贫民生不如死，而经过元朝百年统治之后，百姓已经不知华夏礼法，于是明朝建立之后，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胡风胡俗也继续流行，朱元璋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就将亲自审理的“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照周公《大诰》之制，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以严刑峻法震慑官员要廉洁自律、豪强该安分守己等。
1385年，洪武十八年冬，朱元璋刊布《大诰》七十四条。之后，朱元璋又刊布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这四个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与《大明律》相比，同一罪行，《大诰》较《大明律》的处罚标准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大明律》只应处以笞、杖，依《大诰》却为死刑，官员贪腐的一律采用重刑加以严惩；同时，《大诰》中还增加了一些《大明律》中没有的罪行，比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总而言之，《大诰》让士大夫恨之入骨，有着令人震惊的严酷条文，既体现了朱元璋的个人特征，也反映出他的乱世用重典的思想。

文章图片
史上最强的书籍摊派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是“明主治吏不治民” ，即明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只要把官员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朱元璋的《大诰》，依然遵循这种“以法治吏”的思想，只是处罚进一步加重，应该说是“重典治吏”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重典治吏”？
朱元璋在《大诰》中说，文官“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 ，贪官污吏“如蝇之趋朽腐” ， “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遑宁处” ，大有“前腐后继，不绝如缕”之势。在《大诰武臣序》中，朱元璋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 ，但军官却“害军尤甚前日” ，且“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为此，特将不才无藉、杀身亡家亡名之徒，条陈于后。 ”如若违《诰》，犯法到官，则“长幼都治以罪” 。

文章图片
面对杀之不尽的文武官员贪腐违法行为，除了继续严刑酷法治吏之外，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决定“发动百姓” ，既给予百姓一定权力监督文武官员，又可以震慑官员。
于是，朱元璋向天下发布了史上最强的摊派：“《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之后三本《大诰》，朱元璋每刊发一次，都“务必家家有之” ，其中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