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二 )


后来 , 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 , 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 。 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 , 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 , 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 , 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 。
竹签剥出惊世“王陵”
良渚遗址冒了个头就沉寂了 。 1963年春 , 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 , 进行小规模发掘 , 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 。 之后 , 发掘再次停滞 。
改革开放后 , 考古工作全面恢复 ,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 , 由于施昕更那本《良渚》报告 , 该所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 1981年 , 良渚考古重启 , 主持者是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王明达 。 这时他已经毕业15年 , 在农场、热水瓶厂待了很久 , 38岁这年终于全身心干起本行 。

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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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0日 , 在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 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内工作 。 图/新华
1986年5月31日下午 , 天气闷热 , 一场雷雨正在酝酿 。 3点刚过 , 在良渚遗址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 , 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 , 粘着小玉粒和漆皮 。 他小心地捧到领队王明达面前 , 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 , 立刻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坑里 , 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 , 观察了足足一刻钟 。
到这天 , 反山遗址已经发掘了一个多月 , 还没挖到良渚时期的遗存 。 此前所里一位专家怀疑挖错了地方 , 但王明达顶着压力没有停工 , 他希望这里能够挖出良渚时期的高级墓葬 。
王明达按捺住激动 , 不敢用手铲 , 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 , 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 , 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 , 再也不敢下手 。 天色暗了下来 , 他们悄悄用尼龙薄膜盖好 , 覆上泥土 。 这时雨点开始落下 , 他们把整个墓穴都盖好 , 冒着大雨跑回住地 。 这一晚 , 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 , 睡前不放心 , 还冒雨巡视了一圈 。
其后 , 反山高等级墓葬一步步从五千年的土层中剥离出来 。 当时技术非常原始 , 整个考古现场几乎不见现代设备 。 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惊人 , 几乎满满铺在墓底 , 没有下脚的地方 。 考古人员独创“土法” , 把两根大毛竹架在坑口 , 悬四根绳索下去 , 绳索下端也系着两根毛竹 , 毛竹上搭着木板 , 就像铁索桥一样 , 人蹲或趴在木板上 , 往下探着清理 。 “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 腰酸背痛 , 一下子人都站不起来” 。
经验不足也带来了一些麻烦 。 王明达回忆 , 他们以为墓坑内原来是粘湿的 , 随葬品露出后 , 特地用喷雾器喷水 , 以保持墓内环境湿润 。 结果在取出玉器时 , 发现朝上的一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沁蚀 , 或光泽消失 , 或包浆剥落 。 有了这次教训 , 以后所有墓葬再也不喷水了 。
王明达要求 , 一座大墓几百件器物 , 要弄清当时是怎么放入的 , 必须做好记录 。 这次发掘 , 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认识 , 良渚玉器因此从单件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 , 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
放眼全国 , 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 。 辽宁的牛河梁遗址 , 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复杂社会;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 , 发现了5000年前以玉器为特色的大型聚落;四川的三星堆遗址 , 发现接近商代晚期的独特文化 。 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 , 推动了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烈讨论 。
反山墓发掘前一年 , 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 分配到浙江 , 他将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领军人物 , 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

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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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反山遗址出土文物:琮王 。
当时考古所史前考古室室主任是“30后”牟永抗 , 还有“40后”王明达和“50后”的杨楠、芮国耀 , 加上刘斌一共5个人 , 老中青三代挤在一间屋子里 。 刘斌赶上了好时候 , 进所第二年就迎来50年最大发现 , 而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 。
“从反山开始 , 良渚考古‘开了挂’了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说 。 良渚一时间名声大噪 , 此后30多年 , 良渚还将带给人们更多惊喜:1987年 , 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至1993年 , 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至2007年 , 古城城墙被发现 , 与良渚遗址首次发现、反山墓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