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草莽做皇帝，朝廷无完臣，生民涂炭，这是某定律在搞鬼？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罗马

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罗马的大雄辩家西塞罗说：“历史不仅是真理之光，抑且是人生之师。 ”
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将汉之前的历史编著成千古奇书《史记》；司马光将历史看成是统治阶层的教科书，于是写了一部供帝王阅读的《资治通鉴》。关于历史，很难具体定义，它可能是经验，亦可能是教训；可能是告诫，亦可能是真理。无论如此，历史能留传下来，便有其特殊的意义，而历史留传的方式便是史书。司马迁有一句话说得好，史书要“藏之名山” ，更要“传之其人” ，他没有说这里的人是指谁，那么它的范围便广了，所有的读者都是“人” ，而之所以要“传其人” ，就是因为“人”读完史书后又将故史赋予新生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见解之下，又产生新的思路，这样，即可以继承前人的思想，还能更进一步地将前人的思想精华得到延伸和发展。
读史书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史书记载的是平和的时间长还是动乱的时间长？其实，即使不去精细计算，我们也能得出是动乱的时间较长一些，毕竟千百年来中国大地更新换代频繁。我们也许会困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规律可循吗？有理论支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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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定先生在其著作《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一书引用了一个定律：1789年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论》指出人口的增加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加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之后，一个可怕的结论出现了：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
【五代十国草莽做皇帝，朝廷无完臣，生民涂炭，这是某定律在搞鬼？】纵观古代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粮食的产量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当动乱的社会一旦平息下来时，人口就会急剧增长，然而，粮食的产量却远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食物人们开始抢夺口粮，社会又动荡起来；随着人口的减少、时间的流逝，社会又慢慢地趋于平和。如此循环往复……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除了西周的成、康王年间；西汉的文、景年间；东汉的明、章帝年间；唐朝的贞观、开元盛世；北宋的太宗至仁宗年间；明朝的成祖至宣宗年间；清朝的康、雍、乾年间是承平的时代之外，中国古代历史的其他时间不是处于内部战乱就是在与外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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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唐朝而言，从开国至安史之乱137年，社会虽然是属于较为平和的时代，但依然摆脱不了这条无情的定律——砝玛必须将倾斜的天平拉平。安史之乱过后，唐朝虽然仍是延续了一百多年，但已经是在走下坡路，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脱笼而出：藩镇跋扈、朋比为党、宦官逞焰。
至“黄巢之乱”爆发，唐朝再也经不起折腾，帝国轰然倒塌，直到五十多年后，有一位叫赵匡胤的人又重新将四分五裂的国家归于一统。但在此前的五十多年中，中国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假如我们能穿越时间，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将会看到一幕幕令人头发发麻的场景：白骨盈于野，千里之内无人烟；士兵干着强盗活计，杀人如麻，抢夺掠杀无恶不作；悍将武夫随意称帝，九姓十四帝如走马观花……
这五十多年被称为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钱穆曾有语：“民生其间，真是中国有史以为未有之惨境。 ”
李奕定先生在《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中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惨境总结为四句话：皇帝轮流做，谁狠到谁家；春秋无大义，五代乏完臣；骄兵多拥主，悍卒多剽掠；白骨盈于野，生民多涂炭。
关于《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此书，李奕定先生的写作手法有些与众不同，在这里须提一提：
首先，李奕定认为“新史学”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欲对社会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的状况及其由来；二是研究历史要知究其然并究其所以然；三是研究历史不可守旧要有改革创新。所以，李奕定带着对故史的新见解著成《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一书，此书便是秉承着以上三个要求而作，在文字没有拘泥于一般的公式化史书，而是将文字活化，以更活泼，更现代、更通俗形式呈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