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明明是“谋权篡位”者,为什么后世的中国人却很少骂他? 纵观朱棣靖难之役的始末

纵观朱棣靖难之役的始末，我们便会发现朱棣简直是古代反王里最“秀”的一位。抛开造反的过程不谈，他凭借政治秀将非法政权变成合法政权，并让政权获得国际地位的做法，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历史上造反的王爷数不胜数，但成功的却只有朱棣一位。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后人习惯性地将这场战争叫做“靖难” ，殊不知这两字满含悖论。以王的身份觊觎皇权，以庶的身份夺嫡，以叔父的身份谋侄，这是在靖的哪门子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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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后世鲜有人抨击朱棣这场不合法的军事行动呢？
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秀做得太充分了。朱棣本人对宣扬合法性的重要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只要不能将这场战争标示成正义之战，那反王的帽子就摘不掉了。是以，自他发兵的那一瞬间，就已开始在暗中推进“合法化工程” ，这一大型工程一直持续到天下太平的永乐年间。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项工程实施的难度甚至比造反本身还要高。他必须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证明朱允炆集团是非法的（合法化工程的前半部分），且要让自己取而代之的行为合法化（合法化工程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主要实施于战争期间，而后半部分主要实施于战后。
“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
【朱棣明明是“谋权篡位”者,为什么后世的中国人却很少骂他?】这“套路”在史料里屡见不鲜，但凡“清君侧”的反王，说辞都惊人的一致。显然，朱棣的“秀”不会如此低端，如此不具备新意。
“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纪纲法度，布画大定，犹如起造居室，与人居处，苟为官者不修政事，不守法度，如拆毁室庐，欲求安处，宁有是理？”
这一时期的朱棣将矛头指向朝中“奸党”的同时，已经在尝试性地指责朱允炆“变乱祖制”了。这就像他给老百姓打的一剂预防针。在夺位以后，合法化工程的重点迅速从“清君侧”转向抨击朱允炆改制。
“上曰如切系军民利害者，可因时损益。既於军民利害无所关涉，何用更张？况前人创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无弊辄改何为？此其所以败亡也。俱速改复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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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朱棣成了新一任皇帝老子。上台以后，他立马说了上述这番话。比较巧妙的地方是，朱棣口口声声拿老百姓说事，称朱允炆变乱祖制，却绝口不提朱允炆变乱祖制的初衷——削藩。他造反的根本原因就是削藩，为何朱棣不会在这一点上大书特书呢？
这就是朱棣的狡猾之处了，他是藩王的时候谁削藩他跟谁玩命，但一旦他成了皇帝，就成了削藩最忠实的拥护者。朱棣成功之后，宁王、齐王等藩王似乎在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某条出路，但朱棣怎会容许同样的故事再度重演呢？这时他要是在使用发动战争之初的说法，抨击削藩，无疑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始皇帝焚书坑儒的行为受万夫所指，殊不知这是一名合格的开国皇帝必备的手段。其实从某种意义讲朱棣也是开国皇帝，他推翻的是大明正统，传袭的是大明的国号，但从此皇权就要在朱棣这一支而不是太子朱标那一支传续了。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窃国亦是开国。
既然是崭新的时代，万象更新，那一些旧日里的糟粕就要不得了。不过，朱棣烧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建文四年六月：
“上得群臣建文时所上谋策，悉命焚之。 ”
建文四年十月：
“上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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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烧了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援引一段《三国志》里的记载：
“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 ”
曹操能在官渡以少胜多干掉了袁绍，估计这一点连他本人都没想到。回忆起在这场决战爆发之前，曹军帐下有不少人才已经做好了跳槽的准备，给老袁送去了求职信。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维，这种人是不值一用的，应该搜集证据抓出来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