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楚关系之谜，甲骨文揭开端倪，楚国或非周朝册封的诸侯国公元前885年左右

公元前885年左右，楚国国君熊渠非常狂妄地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随后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根据《史记》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楚国大约初为子爵，乃周朝治下的一个诸侯国。
熊渠立子为王，儿子在名爵上与周王平起平坐，这是典型的僭越，熊渠之大胆让人读之惊愕。周厉王以暴虐著称，因此在他继位之后，熊渠担心受到周厉王的讨伐，于是取消儿子们的王号。但在春秋初年，熊通继位之后，竟然再一次自立为王，此后楚国国君一直称王，而秦晋齐等国君只是某某公。湖北考古楚王墓葬也发现，楚国国君陪葬品是六驾马车，严重违反“天子驾六”的礼制。
所谓“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僭越称王即为谋反，其罪位居十恶之首，作为周朝诸侯一员的楚国，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还是古史搞错了周楚关系？商周考古文物揭开了真正的周楚关系，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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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史记载，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就开始了剪商大业，一是古公亶父迁都到周原（今陕西岐山北），二是古公亶父布局东南，派长子泰伯入吴，在商朝南方积蓄力量，史称“泰伯奔吴” 。周文王父亲季历时期，周人实力迅速膨胀，引起了商朝顾忌，后来季历遭文丁软禁绝食而死。周文王即位之后，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试探进攻商朝。
《古本竹书记年》记载， “帝乙处殷。二年（公元前1100年）,周人伐商” 。
不出意外，周文王失败而归，商朝的强大暂时不可动摇，于是周文王开始默默扩张，其中之一就是将目光瞄向了荆楚地区。数十年之后，《论语·泰伯》含糊地记载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就是天下归周的有三分之二，但周文王没有谋反，而还是事奉殷朝，显示出周文王有圣德、尊重君臣之道。
但在三千年前，从陕西岐山北到荆楚地区，路途遥远，道路险恶，别说派兵征服了，就是双方联系都非常吃力，那么周文王如何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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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家在周人首都周原挖出了一批甲骨文，即“周原甲骨” ，其中刻有的一些文字可以揭开谜团：
周原甲骨：“其徵楚”（H11:4）、“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後哉”（H11：83）
显然，早在商朝时期，楚国或楚人势力就已存在，楚人来周无疑说明楚国首领依附于周国，两国关系非常紧密，但相对来说比较平等，或许就如同二战中的美国之于英国，不是简单的臣服关系。由于周人一直计划伐商，史书记载武王伐纣时有“八百诸侯”响应，以及“（楚人）鬻熊子事文王”等说明，楚人伐商的念头早已存在，在周文王时就派人辅佐文王。《史记》中的“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 ，一定程度上是夸张说法。
甲骨文卜辞中显示，商王武丁曾经镇压了楚地的叛乱，俘虏了楚人，延续了成汤之祖的功业。但武丁之后，楚人继续叛乱，甲骨文卜辞对于荆楚一带的叛乱是占卜的重要事件之一，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亡祸在南土?”“癸亥卜，王曰：余自征？不征？”等，说明了楚人早已长期反抗强大的商朝，甚至商王都在考虑要不要亲征。对于商楚关系，周文王不会不知道，因此周楚合流对抗商朝就成了必然趋势。但毫无疑问，楚人激烈反商，周人暗中反商，两者在周文王时合流，这是两个组织共同对抗商朝，不能将之看成周楚是君臣或上下级的关系。
商朝时期，神州大地上方国林立，而方国相对独立，与商朝关系差的甲骨文中称之为“鬼方”之类。也就是说，商朝是其中实力强大的方国，可以调动的同盟方国众多。因此，楚国与周国关系，即为楚国承认周国老大地位，在伐商上响应周国指挥，却未必在制度、礼仪上遵守周国要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制度、礼仪等上面，就与中原列国差距很大，或许就是周楚关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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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之后，尤其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国势力如日中天，周楚地位进一步发生变化，楚国只能臣服于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