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陈独秀晚年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

一般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随着史料的发掘，发现陈独秀在重庆江津3年多时间里，应该是不差钱的。
资助甚多
陈独秀的资助者多为朋友门生，其中，章士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杨鹏升等都曾或多或少给予陈独秀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曾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相赠便达4500元。而当时一位公教人员收入“月不过百元” 。
其中有一位“晋先生” ，先后资助陈2200元，而陈独秀居然根本没见过这位“晋先生” 。他在辞世前一月余写给杨鹏升的信中称：“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晋先生”究系何人？笔者认为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邓锡侯字晋公，且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议的杨鹏升之顶头上司。
【陈独秀|陈独秀晚年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钩沉】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的还另有其人。 1941年10月，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
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虽有杨鹏升等人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故而屡屡婉言谢绝。 1941年3月23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 ，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 ，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 。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 ”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 ，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而且，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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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收入颇丰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曾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发表讲演，也均有报酬。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写匾额、撰对联也有不菲的润笔之资。
笔者的忘年交、北大学生、后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长，与陈独秀多有交往的龚灿滨老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他人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
笔者问：“一些”是多少？
龚灿滨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两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
而他的开销又有多少呢？
陈独秀曾在信中写得十分清楚：“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三人（陈独秀当时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
按照月出300元的标准，仅仅是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的每月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晚景凄凉” ，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晚年不差钱。
钱都去哪儿了
但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
与陈独秀、潘兰珍（陈独秀第三任夫人）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
而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寿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将军来江津看望陈独秀时，送陈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