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年馑纪事?异常的气候与社会生态?一 1862年至1868年持续六年之久的“

1862年至1868年持续六年之久的“陕西回民起义”中，关中人口死亡半数，水利设施损毁，植被大量消失，水源得不到涵养，过去原坡地带的众多泉水，大多枯竭或出水量大减，自流灌溉的土地已微乎其微。历经那场惨绝人寰的大暴乱，历史上旱涝保收的八百里秦川，已沦为靠天吃饭的地方，此后的饥荒接二连三，丰年一般百姓勉强还能得到温饱，荒年则食不果腹，寒冬腊月愁煞人。随着清末以来持续的战火，军人数量逐年加大，徭役赋税越来越重，当地人丰年也难免饥寒，灾年民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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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史志记载的数据看到，明清以来，关中土地固化，兼并很少，小农经济占绝对比例，大饥荒之前，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大，乡里人家都有自家的土地，（即使到解放后评定成分时，关中也极少有无地的雇农，所谓地主也没有之后文字夸张的那等模样，这一观点，从地方史志土改前的土地和房屋资料犹可证明。）然而，自从晚清引入鸦片种植以来，关中的粮食种植面积大减，土地兼并由此出现。到大饥荒前夕，乡里人家有来年余粮者，比之清末又十不足一。鸦片、兵祸、匪灾，大旱、蝗灾，酿成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
【民国十八年年馑纪事?异常的气候与社会生态?一】先贤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进入民国，大小军阀争地盘夺权力，杀得天昏地暗，流氓暴力乘机兴风作浪。关中的土匪和各种武装力量，风起云涌，鱼肉乡里，残害生灵。百姓在人祸与自然灾害的交织和纠结中，可怜求生。战火连年，军阀强征，土匪肆虐，心惊肉跳中，极其辛苦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乡村农民成为最能承受和忍耐的百姓。水利设施损毁殆尽，农业依赖自然的赏赐，靠天吃饭，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的乡村百姓，人命如蝼蚁，期期艾艾中所从事的糊口经济，饥荒如影随形，一旦遭遇凶年，更是衣食无着，薄餐不济，生计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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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战争，使社会生产发展步履维艰，农业和手工业仍是中国社会经济主体，工业和商业所占比例极小， 9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而粮食生产又极为有限，人口却在快速增加。按西方的人口理论，人口增长快于粮食的增长，人口超过粮食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就会发生饥荒、战争和瘟疫，而当时的中国，本身正处于连天战火中，社会生产难以正常进行，粮食生产有限而人口却在快速增长。 1929年，中国人口已达到破纪录的五亿，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无疑是一个硬坎。就陕西而言， 1928年的人口总量，已达1300多万，仅次于1862年“同治回乱”爆发前的1394万人，从人口理论而言，饥荒的爆发也有其必然性。
大饥荒前夕，关中吸食鸦片的人口，达10%以上，这10%又几乎都是从事生产的男人，他们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乱世民国，鸦片烟税是政府的主要税收，军阀和土匪多涉及烟土贩运。鸦片经济的盛行，一方面使人们因吸食大烟而倾家荡产，致贫致病，另一方面，获利丰厚的罂粟，占用大量上好的耕地，挤占本来就低至温饱的粮食生产。吸食鸦片，使种田人体弱多病，耕耘乏力，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家无来年之粮，一遇灾荒，等于束手待毙。男人一死，失去供养的老人，失去保护的小脚女人和孩子，随之陷入绝境。家庭解体，接下来就是尸横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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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民国十七年），陕西从春季到夏季，几乎滴雨未降，井水、泉水大多枯竭，泾河、渭河、汉江、褒河，汛期竟然断流，车马行人可从河道横过，多年老树大半枯萎，夏季收成不到两成。夏秋之交，雨泽未期，只有原下田里有井的土地，和渭河岸边的滨水之田，在当地乡民的辛劳下小有秋收，但收成不及往年两三成，连缴纳田赋都远远不够。食不果腹的穷苦百姓无可奈何，只有以家中存有的一点余粮，加上其他财物抵账，以支应过境军队搜粮队的粮草征集，和缴纳县政府例行的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