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丁：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情谊( 二 ) 众所周知

1924年11月，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拟发起组织召开善后会议，商议解决国家和平发展大计。胡适作为著名学者受邀参加，受到很多人的非议。次年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 2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对他出席善后会议表示了理解与支持：“适之兄：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 ……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分才好。 ”
在胡适备受舆论非难的关键时刻，陈独秀却明确支持老朋友，并提醒老友不要为当权者所利用，一定要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说话。
2月10日，胡适给陈独秀回信，请汪孟邹转交。 15日，汪孟邹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甚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5页）
【张丁：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情谊】1925年2月23日，陈独秀再次致函胡适：
适之兄：
顷读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一时的不愉快” ，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说及，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行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 ，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为而不知”的危险，林、汤及行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辈书生，那是他们的对手！你和他们三位先生合办一日报之说，是孟邹兄看了《申报》通信告诉我的，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又《申报》、《新闻报》北京通信都说你和汤、林为段做留声机器，分析善后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我说了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我以为只有继续办《努力周报》，以公布你的政治态度，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续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匆匆不尽所欲言。
弟仲甫上二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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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汪孟邹所说，陈独秀对胡适这位老朋友“十分爱惜”、十分信任，对其个人名誉十分关心。听到对老友不利的消息，自然“难受” ，并帮忙出主意，解决困境，战友深情跃然纸上。（唐宝林：《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同时，胡适也格外珍惜与陈独秀的友谊。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胡适均积极营救，并从经济上予以资助。 “《新青年》同人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925年12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里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356页）他们这种难舍难分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