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停播一年后，曾经被逼演疯子的孩子们怎么样了？( 三 ) 否认|记得|公司|属实|喝了酒

他们中的另一些，情况则不太好。
一位农村家长王多权曾在网上发帖称，自己的侄女王红林被节目组设计了进城后染上公主病的桥段，播出后被乡亲们和网民们大肆议论，甚至遭到网络暴力。
铺天盖地的恶言，让这个女孩一度产生转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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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争议的洗脚桥段
但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孩子在被消费完不幸后，都会逐渐消失于公众视野，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变形计》为他们贴上的“贫困”标签，却将跟随他们一生。
董建设因变形结束后无法忍受自己在农村“潮湿、霉味”的家而离家出走。他被找到时十分愤怒，“
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大概可以描述这位少年的心境：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 成为更新的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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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李磊的乡村支教老师，曾发长文阐释了自己一直抵制《变形计》的原因：
“摄制人员没事就撕孩子苦痛和伤疤的事情每期都在发生……很难让人相信，
节目中经常有让非主角的孩子们来诉说苦难的镜头
另外，号称“原生态纪录片”的《变形计》，其真实性也有待商榷。
策划剧本已是板上钉钉，除此之外，镜头的介入将这些少年们高度模式化的形象加工、剪辑、放大。
部分少年在节目组的引导下，潜意识中的表演意图被激发，他们呈现在节目中的往往不是客观的、真实的反映，而是配合剧本进行的演出。
在这里，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
但最初《变形计》不是这样的。
除了穷富孩子互换的故事，节目还曾尝试探讨一些其它的话题：让高三师生母女互换身份，解开彼此心结；让曾经的“铁腕市长”和“打假局长”去洪灾山村做小组长，领导村民灾后自救；更在国际禁毒日做过一期特别策划，让两个有过吸毒史、现正努力生活的中年男子去体验对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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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身份前的高三师生母女
然而迫于收视率的压力，《变形计》于第四季开始正式确定了城市孩子和山村孩子的互换模式。
当然而在这种模式中，仍然有许多可以被深入讨论的问题：贫富差距、家庭教育的缺位、留守儿童的身心考验……
而《变形计》却避重就轻地将核心问题简单化了。
节目组预设农村孩子都渴望了解城市的生活，只要带他们体验一番美食、服饰和玩具等消费文化，就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却不曾想那些孩子们在做梦一般的短暂幸福后，将要面对多么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孩子们最大的贫穷问题，他们也巧妙回避。
城市孩子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不然像豫章书院、网瘾学校这类以“惩戒式教育”而闻名的地方又怎么会受到家长的欢迎？
颇为凑巧的是，第一季《变形计》也曾触碰过这个话题，那时候节目组大概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他们就会成为这个话题下的反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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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期节目中，两个美国人变身了“行走学校”的教官。
所谓的行走学校，专门招收“问题少年”，这些问题包括：网瘾、逃学、暴力等。而学校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就是长途行军，每次行军时间至少二十天，行程超过400公里——行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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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孩子大多是被家长强制送来或骗来的
在节目的最后一集，其中一位美国人表达了对孩子们的同情，”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学校，他们需要的是爱。“
参考资料:
1. 从《变形计》看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及其对价值观的影响，赵红勋
2. 从湖南卫视《变形计》看角色置换类真人秀的创意与反思，张诗琪
3. 电视干涉生活下的思考：解读湖南卫视《变形计》，贾姣英
4. 泛娱乐化下的媒体责任：解读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变形计》，朱瑞君
撰文：莱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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