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圣人”胡适的跌宕起伏，从学界“小弟弟”到政界“达人”( 二 ) 一、被寄予厚望的“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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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独秀（左）和胡适
此后，胡适不再是以前学界“小弟弟” ，而渐入佳境，入选“中国今日十二个大人物” ，通过白话文运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与老旧派争夺文化话语权，成为学界先驱。
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推崇胡适，说白话文运动的功劳“较孔孟大且十倍”；张丹斧称胡适为“新文学的泰斗”；朱自清称“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 。
在如此推崇的状况下，胡适本人更加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与许多人私交都很融洽，就连胡适的死对头都认为他十分招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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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和大弟子傅斯年（左一）
1926年，胡适去欧洲，袁昌英写信：
“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 ”
胡适和蒋介石并列，成为她心中拯救民族危亡的领袖。金陵学院教员陈钟凡等人，称胡适为“人伦冠冕，社会导师” 。
胡适的社会形象一高再高，终被塑造成了“胡圣人” 。 “胡圣人”也终于完成了自己“成贤作圣”的目标。
直到后来胡适的形象备受争议，仍有人称“胡博士是我们中国坐第一把椅子有名的学者，也是天字第一号的伟人。 ”
四、“卖国贼”
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一出，留学生便情绪高昂，主张对日立即开战，胡适则相当理性，给留学团体写信道：“在目前条件下，对日开战，简直是发疯。 ”
在民族危亡面前，胡适用激烈的态度让留学生对日本温和、理性，而这并没有引起学生共鸣，反而让自己四面楚歌，成为“卖国贼” 。
此时，胡适对日“主和”态度，可见一斑。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就因主张与日本交涉而被视为“主和派” ，遭到舆论的一片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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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与绯闻女友之一徐芳
但胡适并不是真的“卖国贼” ，而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现状的理性思考。
1933年，关于热河战败，胡适和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
胡适问，以后能否予以有效的抵抗？蒋介石回答，即使再准备三个月，也没法和日本打一次近代式的战争。
胡适清晰地认识到，不计地流血，只能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决心，并不能让中国取得最后胜利。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眼光，胡适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主张与日本交涉，避免无意义的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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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
另外，这也和胡适的信仰有关。
受道家老子“不争”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胡适秉持“不抵抗主义” ，常自称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 ，但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胡适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
由此可知，胡适对日交涉的“主和”态度，显得过于理性且不合时宜，但其舆论家负责任的态度和魄力还是有的。
五、政界“达人”
胡适曾发誓， 20年不从政。可从1921年5月起，胡适打破誓言，开始讲政治了，于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胡适俨然成为政界大佬，完成了从学界高人到政府“达人”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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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和妻子江冬秀
其实，胡适没有很强的做官欲望，出于学者性格，更愿意成为政府“智库专家” 。
1921年，蓝公武邀请胡适加入“联省自治”运动，胡适说，虽不主张放弃政治，但也拒绝参加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
1933年，汪精卫邀请胡适担任教育部长，胡适说，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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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和蒋介石
胡适想做合格的政府“诤友” ，更愿意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 。
在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胡适和国民党有过一段“蜜月期” ，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廖仲恺私交甚好。
1932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到家中做客，短短几日，又连续邀请胡适来家中做客。几次饭局，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