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五大主要特点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选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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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日前发布了《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选择》报告。《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选择》报告系统研究了涉及亚洲经济体的主要自由贸易协定，分析研判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亚洲经济体的影响，并为促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的更好落实、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政策建议。
尽管在区域一体化度进程中起步较晚，但亚洲依托区域生产网络和跨国企业带来的大规模跨境投资，快速地接纳了自由贸易协定。
与欧洲和美洲等地区相比，亚洲是制度化区域一体化的后来者。欧盟—叙利亚FTA是向WTO通报的最早生效的涉及亚洲国家的FTA ，它于1977年7月1日生效，目前仍然有效；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第一个亚洲国家之间达成的FTA ，于1993年1月1日生效。在积极尝试自由贸易协定形式并以此确定正式的跨境制度化安排之前，亚洲经济体已经通过市场驱动的自由化，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互动关系。亚洲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以及该地区跨国企业采取的生产分散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强化了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催生了对正式安排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与亚洲以外的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保持了其在外部市场的竞争力。截至2019年9月底，向WTO通报并生效的RTA共有305个，其中涉及亚洲经济体的已经占一半以上。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及其他规则领域角度分析和比较亚洲不同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规则和标准，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呈现多层次和多元化特点，亚洲经济体选择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标准参差不齐，这既与各自发展战略、发展阶段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息息相关，也与其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有关。
亚洲既有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也有文莱、马尔代夫等人口小国；既有日本、新加坡等高度发达国家，也有阿富汗、老挝等最不发达国家，各国在经济体量、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能力等方面差异巨大，对于自由贸易协定的选择标准也参差不齐。截至2019年底，亚洲经济体共签署167个RTA ，涵盖４个关税同盟、1个EIA、151个FTA和11个PSA ，虽然90%以上为FTA ，但也有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关税同盟与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仅涵盖部分领域的开放水平偏低的PSA ，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从FTA来看，也表现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既有TPP/CPTPP、日本—欧盟EPA、韩国—美国FTA等有代表性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也有开放水平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东盟—印度FTA、中国—巴基斯坦FTA等，此外还有70多个协定仅涵盖货物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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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体之间达成的FTA有51个，与区域外经济体达成的FTA有100个，其中开放水平与规则标准高的协定基本都涉及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这与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在经贸规则领域的领导地位有关。在市场准入规则方面，除新加坡等少数高度开放型经济体能对所有自由贸易伙伴实现接近100%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外，各国在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时基本都采取了弹性原则，最终的自由化标准基本是自身与自由贸易伙伴实力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规则方面，各国弹性尺度更大，所考虑的因素更加复杂，除了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力、国内就业以及相关受影响的利益集团等因素外，很多国家还会考虑国内民生、社会文化、宗教传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二，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呈现开放水平逐步提高、规则标准更加严格的大趋势。
近年来，亚洲经济总体实现较快发展，亚洲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亚洲经济体享受到对外开放的红利，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情也明显提升。从市场准入水平来看，亚洲早期的FTA开放水平相对较低，一些协定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率甚至低于90% ，而新达成的协定趋向于选择95%以上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率，一些自由贸易协定（如P4）等甚至能够达到100%的自由化率；在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一些亚洲国家的开放模式开始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但对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则产生了较大分歧，一些新的协定因此暂时搁置这一问题。从规则标准来看，早期的协定有些仅限于货物贸易领域的规则，此后绝大多数协定都涵盖了货物、服务、投资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相关内容，新达成的协定则基本上都扩大了规则领域的讨论，不仅由SPS、TBT、政府采购等关境上议题延伸至竞争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环境、劳工等关境后议题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供应链等新业态、新议题，而且也从以往的宽泛化、概念化、形式化的表述向更具体、更具操作性和约束性的文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