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寻找“黄河粮仓”的年轻种田人齐河县与省会济南一河之隔

齐河县与省会济南一河之隔，是全省粮食生产大县，素有“黄河粮仓”之称，已连续13年粮食总产保持在20亿斤以上，连续7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春节前后采访人员在齐河县农村采访，有一个印象十分深刻：在村子里找个年轻人着实不容易。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浪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个必然趋势。但是要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农业生产必然需要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 “谁来种地”的问题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

文章图片
48岁“小年轻”种植户
从济南出发过黄河西行，当高楼大厦逐渐隐去，大片的田地出现在视野中，齐河县胡官屯镇便到了。
在胡官屯镇的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采访人员见到了行政人员李培培。李培培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如今和丈夫打工养家，家里的20亩麦地由公公婆婆种着。 “这些地一年下来能挣两三万块钱，指望几亩地养家不可能。老人主要是看看孩子，顺带着种一点。 ”
30多公里外，晏城街道大杨村，李娜的经历也颇为相似。李娜做着道具网的生意，家里的几亩地也是由婆婆种着。用她的话说，这些地更多是在“给老年人找点事儿做，不指望它挣钱的” 。 “种菜耽误的精力多，老人年龄大伺候不了。家里的地都给婆婆种了麦子。种麦子相对省心点，一年忙不了几天，平时她主要是给看看孩子、照顾照顾家里。 ”李娜说。
“父母这一辈还种，更多是个念想，不种地心里没着没落的。 ”李培培对采访人员说， “年轻人可都算账，一家一户要把自己的人工算进去，即便国家有补贴，那利润也很微薄，真是赚不出来。 ”
今年48岁的大杨村西红柿种植大户杨可俊，已经有了孙子孙女，当上了爷爷，但是在种地的人中，他依然是排得上号的“年轻人” 。 “我从2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种大棚，到现在20多年了。大棚都换了好几茬了，回头一看，人没更新，我还是‘小年轻’ 。 ”
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遍布在70个村庄。 “除了无人机飞手和少数几个职员，哪有年轻的？都是五六十岁的。我们这些四十来岁的就是年轻人。 ”理事长袁本刚告诉采访人员。
无论是一家一户的散户，还是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都在迎接着老龄化的到来，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农业领域的“奢侈品” 。
大杨村葡萄种植大户杨传健是全村最年轻的种植户， 37岁，农龄7年。 30岁那年，他辞去了司机的工作回村种葡萄。这么多年过去了，回乡务农的同龄人依然就是他自己。
李培培今年32岁。 6年前，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她回到村里，在合作社找了份大部分时间干文员的工作。 “咱们这个年龄谁种地啊？我知道的就一个小媳妇在种地，比我小一岁，属马。其他的，再年轻的也是40岁出头了。 ”李培培在合作社工作了6年，周围的十里八村她很熟悉。
袁本刚说：“30多岁到40岁之间的，基本没有一个在家种地的。我们想招聘个年轻人，真的是很难。 ”
看农业劳动力的构成， 1980年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岭，前面的人被留在了田间地头，后边的人与土地分离开来。耕作，似乎已经成为了“60后”“70后”的专属记忆。
“你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采访人员问。
“小青年在外面打工一天好几百，回来种粮食一年千把块钱，你种吗？”晏城街道前甄村书记甄春才的反问把采访人员问住了。
趁着过年的团聚时刻，采访人员试图在晏城街道、胡官屯镇的几个村里找些年轻人询问一二。或许是受“就地过年”影响，临近年根儿，村里也并不似往年热闹，年轻人的身影依旧没有成批成群。当采访人员问及这些基本因为过年过节才会返乡的年轻人是否会考虑回乡种地时，得到的答复高度一致：不会吧。
“如果你们的孩子决定回村种地，你支持吗？”采访人员在采访中逢人就问，被问者全都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才不会回来。 ”
“那你们会劝孩子回来种地吗？”回答往往是半晌的沉吟——
“农业不好干。投入比较高，但是回报慢，还很可能一辈子翻不过身来。 ”
“农业风险大，市场一波动真是受不了。去年西红柿是十块钱三斤，今年是一块二一斤，同样的付出，产出差别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