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考古( 二 ) 低薪|中薪|高薪|大化|桃花|春节

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大期：
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模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藏传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模拟地上佛殿的做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佛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造像主要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西藏地区该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侧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左转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说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上述四个地区的石窟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河西现存的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13～14世纪西藏藏传佛教形象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