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两出头扶手椅与联帮棍( 二 ) 建水|蒙自|元阳|古城|哈尼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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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椅中的“纱帽翅式“搭脑无论是从“整体形象”去看，还是依搭脑式样想象看，结合家具使用的环境，将这类扶手椅的名称定为官帽椅，应该是更合情理，也更名实相符。江南民间木工在制造家具时，往往对一些部件产生某种直觉的意匠，从而将这些部件加以形象化的命名。如椅子搭脑中的所谓“纱帽翅式”、“桥梁式”、“驼峰式”等名称，它们不一定是通过侧看或正看作类比，也不一定与整体形象有什么关系，只是仅仅用作相互之间的一种识别，以方便设计造型和加工制造。其中也有被程式化了的名称，并渐渐成为一些传统样式。上述搭脑名称的几种形制样式，在江南地区就较普遍。至于官帽椅是否与纱帽翅式搭脑的扶手椅一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今并无真实确信的依据。只是根据以上分析和探索，官帽椅这个名称很可能是一种引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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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三才图会》木刻插图中扶手两端出头、搭脑两端不出头的扶手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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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头扶手椅中的净瓶式联帮棍另外，这件扶手椅在扶手下设置的联帮棍，与一般常见的也很不相同，是一种很少采用的车木加工工艺制成的净瓶形立柱，很可能是当时某种装饰意匠及较早的表现形式。装有类似这种联帮棍的椅子，有一件被收录在《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参见该书第72图），此椅现由北京冀氏私人收藏。还有一件刊于美国出版的《中国古典家具学会会刊》，形制与一般常见的四出头扶手椅也无多大差异。由于也都采用净瓶形式的联帮棍，故比较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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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两端出头、搭脑两端不出头的扶手椅若将这三件椅子作细细观察，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并不因为联帮棍的相似而风貌和品位也能一致，相反，只有前者的两出头扶手椅才富有一种原创性，后二者仿效的痕迹削弱了其形象效果。加上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判定，后两件扶手椅的制作年代明显晚于前者，唯有这件才是货真价实的明代中晚时期流传下来的扶手椅实物，并可用它来作为鉴别的特征。笔者在研究明清扶手椅中发现，苏州虎丘新庄明王锡爵墓出土的一件四出头扶手椅和上海卢湾明潘氏墓出土的两对文椅，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即在其扶手下的中间位置均没有安置“联帮棍”(扶手与椅面中间的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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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出头扶手椅明器三视图，苏州虎丘新庄明王锡爵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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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椅与桌子上海卢湾明潘惠夫妇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其中王锡爵墓扶手椅的扶手，鹅脖呈弯形且退后，与前足不一木连做，另木安装。潘氏墓的两对文椅扶手的鹅脖则与前足一木连做，呈现直杆形，扶手杆与鹅脖套接。从眀式家具传世的扶手椅实物中又同样发现，许许多多的扶手椅均与王锡爵墓出土的四出头扶手椅或潘氏墓岀土的文椅一样，椅子扶手的中间位置都不安置联帮棍，有的鹅脖弯曲退后另立，不与前足一木相连；有的鹅脖在前，与前足一木连做，采用套榫。显而易见，这些扶手中间位置不设联帮棍的四出头扶手椅或四不出头的文椅，已成为明代及明式家具扶手椅的一种鲜明而突出的形制和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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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鸂鶒木不设联帮棍文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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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花梨不设联帮棍四出头官帽椅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还有在传世的其他品种的扶手椅子中，也不难见到这一普遍的形制和式样，在形制上表现出了共同的特征。这些没有安置联帮棍的扶手椅，显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我们在明代绘画和文学书籍的木版插图中,可以找到大量旁证：各类不同品种式样的扶手椅子，几乎都有不设联帮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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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老花梨木不设联帮棍高扶手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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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黄花梨木不设联帮棍圈椅鹅脖的做法有弯曲退后另立的，也有直立与前足一木连做的。相反，却较少发现画中有安裝联帮棍的扶手椅。这种形制图例，一直到清初时期的绘画和木版插图中仍然很多。根据古代绘画史料，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形式的椅子，其渊源来自唐宋时代，唐宋的扶手椅在扶手下几乎都没有安置联帮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