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药物的特殊用量”、“

一、看看中药的特殊用量
一个疗效显著的方剂,不仅选药精确,结构严谨,而且方中每味药的用量也是非常合理的。在临床上,药量的大小往往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贤以实践经验创制了许多疗效卓越的方剂,其中有药量独重者,有药量独轻者,或药量重轻并见者,或药量之间遵循一定比例者,真是奥妙无穷。
今不揣浅陋,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之。
1药量独重者
方有主次,方中君药是针对主证病因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大,尤其在一些方剂中,为取得更好疗效,君药用量须特别加重。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
君药的主导地位可窥见一斑。
是故,桂枝汤加大量饴糖(一升),并倍用芍药后,不再以桂枝解肌为中心,而是以饴糖甘温健脾为主,取“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之义,解表之剂的桂枝汤一跃而变为温中补虚的小建中汤。
内中风证乃阴亏阳亢、气血逆乱并走于上所致,《素问·调经论》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
是故镇肝熄风汤重用性善下行的牛膝(30克)引血下行,折其亢阳,并滋养肝肾。
而补阳还五汤方中,重用生黄芪(125克),使黄芪的用量五倍于全部活血化瘀药的总量,使之力专而性走,周行全身,大补元气,则气旺而血行。
主治瘟疫的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为君(最大至250克),直清胃热。
盖阳明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十二经脉之气皆来源于胃,阳明又为多气多血之经,阳明胃热得清,则十二经之火自消,淫热自退。
此外,一些药物虽不是方中的君药,但根据病情需要而加重使用的,亦应引起注意。
如逐痰峻剂滚痰丸,虽以礞石镇坠为君,但大黄、黄芩用量较大,旨在荡涤实热,以开痰火下行之路,使痰积从肠道排出,则癫狂惊悸诸证可瘥。
2药量独轻者
一种情况是作为方剂中的佐药,针对的是次要证候,或“因主药之偏而为监制之用”,药量宜小。
尤其是反佐药,为大剂热药或寒药中反佐性味相反的药,用量一定要小,方不致喧宾夺主。
如芍药汤主治湿热痢,证属热证,何以方中再用辛热之肉桂?
盖于行血调气、清热解毒药中反佐少量肉桂,一则取其辛温行血,二则防大量苦寒药伤胃之弊,且少量肉桂得大量苦寒之品,则无辛热助火之虑。
一贯煎主治肝肾阴虚、肝气不舒之证,为滋养肝肾药少加疏肝理气之川楝子(5克)而成。
张山雷说:“独加一味川楝子,以调肝木之横逆,能顺其条达之性,是为涵养肝阴无上良药。”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药物的特殊用量”、“配伍规律”等,不容忽视!】可见用少量佐药能纠正主药之偏,消除主药的副作用,从而增强整个方剂的功效。
另一种药量独轻者,不仅因为该药是佐药,更因为该药在药物配伍中有着特殊意义,不可不知。
如人参败毒散方中,人参用量须小,目的不在于单纯补虚,而在于通过扶持正气而驱邪外出。
正如清代喻嘉言所论:“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
更妙的是《金匮》肾气丸,主治肾阳不足诸证,却不以补阳药为主,反以众多补阴药纳入不及补阴药量的十分之一的桂枝和附子,旨在阴中求阳,取“少火生气”之义,即以微微之火以生肾气。
3轻重并用者
在某些方剂中,不仅有药量独重者,同时亦见药量独轻者。
如主治肺痿的麦门冬汤,重用麦冬(七升)养阴润燥,以清虚热,佐以少量半夏(一升)降逆下气,化其涎沫,半夏虽属辛温之性,但与大量麦冬配伍,则不嫌其燥,且麦冬得半夏则滋而不腻,相反相成。
又有主治阴疽的阳和汤,须重用熟地(30克)和鹿角胶(9克)滋养精血,在精血充足的基础上,用少量麻黄(1.5克)发越阳气,开其腠理,则能使寒凝之毒从外而解。
完带汤重用白术(30克)、山药(30克)健脾除湿,尤妙在用小量柴胡(1.8克)、黑芥穗(1.5克)、陈皮(1.5克)升提肝气,理气健脾,收湿止带。
“方中山药、白术用量可谓大矣,陈皮、柴胡、黑芥穗用量可谓小矣。大者补养,小者消散,寓补于散,寄消于升,用量奇而可法,不失古人君臣佐使制方之义。”
4药量成比例者
一个方剂中的药物除了有主次之外,各药之间又相互影响,或相须,或相使,或相畏,或相杀等等,错综复杂,一些药物之间遵循着一定比例关系才能发挥较好疗效,因此,先贤对一些药物之间固定的比例是严格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