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富甲天下吗？

宋朝是农民起义最多的朝代，在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 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 ”这就说明老百姓不富啊！一，宋朝何富之有？华人骄傲的宋朝更是糟糕透顶，居然是辽国和金国的儿子国和孙子国，汉人最后成了蒙古人的下等奴隶。宋朝两个皇帝都做了金人的战俘奴隶，够软弱可欺了！有人说，西方在蒙古大军的面前一下子就投降了，南宋却抵抗了30-40年（其实，西夏、金国在宁死不降的时候，南宋却与蒙古狼狈为奸），南宋最后才被灭，所以，南宋最富。如此说来，未被蒙古人灭亡的越南、日本就更富了？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于是，袁腾飞之流在《百家讲坛》中大吼：“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这都是瞎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里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是：公元元年的汉代占26.2%；公元1000年的宋代占22.7% ，公元1500年的明代占25%；公元1700年的清代占22.3%；公元1820年占32.9%；公元1870年占17.2%；公元1913年的民国占8.9%；公元1950年占4.5% 。熊飞骏说，中国战国时期劳动生产率是欧洲的十倍。其实， 6000年前，两河流域时期的大麦生产就达到了一比二十的“种子/收成”比例。而中国在新疆出土的1000年前（北宋时期）的小麦每穗只有10粒， “种子/收成”是一比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西方的50% 。成汉昌指出，人均拥有的成品粮食：战国563斤，西汉597斤，唐665斤，宋605斤，明626斤，清350斤。每个劳力平均出产的成品粮：战国2027斤，西汉2151斤，唐2396斤，宋2179斤，明2255斤，清1260斤。宋代的人均粮食比唐朝、明朝都少，还得向辽金进贡粮食，所以，北宋时期中国人吃的猪狗食——米糠。比较明清两代的经济水平，只能靠人均粮食占有量（因为货币的价值不稳定）。明朝人均粮食占有量为1741市斤，清朝前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为1705市斤，晚清到民国的一百多年来,人均粮食占有量居然一直徘徊在705市斤。明后期，平均每个粮农劳动力可养活8.3口人；清乾隆中期，可养活8.1口人，清乾隆末， 6口；清末,4.6口。明后期，平均每个粮农人口除自身粮食消耗外，可提供商品粮458市斤；清乾隆中期，提供441市斤；清嘉庆中期， 121市斤；清末， 50市斤。这仅仅是从理论上的估算，而实际上更糟糕。英国马戛尔尼爵士访华，对华人的生活这样写道：“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宋代全球第一富的谎言不攻自破。陈平指出，华夏的人均粮食，西汉1500斤，唐2000斤，宋1000斤，清400斤， 1953年555斤。有人拿水浒传说事，说宋江、武松吃牛肉，生活水平高；其实，他们还吃人肉包子、吃人心人肝呢。北宋开宝二（969）年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1124年，民力疲困，重以盐额科敛，加之连年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即人吃人。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万仙者，众十万，号敢炽。张迪者，众五万，围浚州（浚州，平川军，治滑州黎阳）五日而去。浚州去京才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号三十万。其余一二万者，不可胜计也。 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改元建炎。 “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宋史卷67.五行志》）。路边的饿死鬼只剩骨头，皮肉都被割光了拿去充饥了。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 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传统粉说，吃人是战争造成的。那么，在和平时期，宋朝的农民也是饥寒交迫，到处人吃人。请看：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饥，人相食；“河北、京东西大水为灾，人相食，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续资治通鉴》卷50）。《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 “岁大熟”（即大丰收）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宋史》引司马光之言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还是这部《宋史》，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民……不得已为盗贼。原因，税重。北宋王安石《河北民》诗歌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因旱乞许群臣面对言事剳子》中说：“臣伏见二年以来，民气未和，天意未顺，灾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饥馑，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绝。京东困弊，盗贼群起……”二，吹捧“大宋永不加赋”是不知羞耻昊说：“誓碑：赵匡胤登基后立誓碑一块。碑文三条：善待柴氏子孙；不杀文人及上书言事者；永不加赋。凡赵氏子孙，有违此谕者天殛之。此碑文具宪法性质，赵氏继者也都能遵照执行。保持了两宋言论宽松，文臣敢死谏，百姓能乐业。大宋GDP能占世界80% ，誓碑功莫大焉。誓碑如是出之宋民之手，就与《大宪章》有一拼了。 ”网易的文章说：“这块誓碑，很有可能是曹勋根据北宋的政治生态情况，附会出来的。 ”曹勋杜撰誓碑没有什么“永不加赋” 。师昊就是一个随意加文的骗子，把子虚乌有的“誓碑”与大宪章相提并论，荒唐之极！宋朝没有“永不加赋”；而是不断加赋。从北宋初至徽宗初年的140年间，仅仅是上供“正额”一项，百姓头上的负担就增长了10多倍，平均每十年上涨1倍！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缗为常情， 100年之后涨价到1000缗一石，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这也是变相加税。请看：宋代税制的特点：第一，税制混乱。宋代税制称“二税” ，也是夏、秋两季征收，性质与唐代两税基本相同，但统治者却故意混淆这种已含有人头税和户税的复合税制与田租（土地税）的区别，在“二税”之外又开征了新的人头税，即“丁身钱米” ，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复征税。唐中期以后搞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沿袭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然而，却又征一道“人头税” ，从20岁征到60岁。有些地方，甚至从几岁之童征到已死之人。如此税外加税的搞法，你让老百姓情何以堪？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田租”、人头税之外又层出不穷地出现了多入牛毛的“杂变之赋” ，在征税过程中还出现了“支移”、“折变”等变相增税的措施，并令农民服“差役” 。宋朝赋税不仅正税税种纷杂，税率不一，征收办法各异，而且苛杂百出。北宋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士大夫越多。脱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3-4%的人数，占有全民90%以上的财富，而仍掠夺不止。这个士大夫的乐园，实质上是一个危险的大火药库。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变法，目的也是精减机构，增加财政收入，确立预算制度，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没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40% 。他于是推行了一整套法令：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府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刮农民）、青苗法（当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免役法（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方田均税法（清查漏税耕地，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市易法（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 “市易务”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作抵押，就给予贷款）、保甲法等等。像减少国家开支40% ，官员们自然愤怒。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搞“青苗法”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钱途，自然愤怒。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现在实行“免役法”人人皆有劳役，士大夫更是怒不可遏。尤其是免役法，改服役为交役钱，由国家雇佣有关人员，这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可趁机精减吏员；此举甚得民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并税” 。但原有的吏员决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官僚机构反而因实行新法膨胀得更快了。免役法在推行中一改再改，越改则贫苦下户负担越重；最后造成乡村下户要交免役钱几百文到一、二千文的地步。方田均税法本是为了抑制兼并，但丈量土地也要靠地方官吏去办，在执行中，官僚地主往往从中渔利，腐败更加猖獗。以后发生“元祐更化” ，司马光废止新法，苛捐杂税又不断涌现。有史学家称，宋代（包括南宋）究竟有多少苛捐杂税，谁也说不清。南宋杨万里在其《民政》书中揭露：上赋其民以一，则吏因以赋其十；上赋其民以十，则吏因以赋其百。杨万里说，原来的劳役额度是根据该民户占用田亩的数目确定的，当王安石推行“免役制”后，它很快就与民户土地数无关而成为了单独的税种，在这个税种名义下的加征加派也就没有了限制。又比如朝廷在常设税目之外，加征了佐助执行临时任务的军旅特别税，该项特别税被称为“经制钱” 。后来此军旅的编制已经撤了，但“经制钱”却成了永久的税。 “总制钱”的设立也是临时的，后来“总制军”的建制早已撤消了，但“总制钱”却要百姓永远缴纳。制定这些税种之初，百姓负担的税额只是粟若干斛、帛若干匹而已；但是沿革至今，其征收额度已经是：粟一倍于当初、帛几倍于当初了。此外，又生出繁多的杂税，于是今天百姓的负担，已不知是本朝初期的多少倍，更不知是汉唐时的多少倍了。第二，税收总额呈急剧增长趋势，征收品类庞杂。宋朝税额随着统治者需要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如宋初岁入1600余万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增至2650余万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3-1085年)更增至6000余万缗。财政收入仅以皇祐至熙宁为例，只短短的20年光景，便由每年的3900万增至5060万。南宋时最高收入也达6530余万缗。虽然岁入不完全是赋税之入，但赋税收入在岁入中占绝大部分则是无疑的，岁入的逐年递增，反映赋税增加的趋势。西汉时，田赋号称“三十税一” ，表面上相当轻，但加上徭役，税率当在34%左右。宋代的苛捐杂税多入牛毛。从北宋初至徽宗初年的140年间，仅仅是上供“正额”一项，百姓头上的负担就增长了10多倍，平均每十年上涨1倍（还不算名目和税额更快激增的杂税）！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 。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 ”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 ”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 。1023年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会子， 1126年发行的会子达到7000万贯，造成世界上第一次滥印纸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缗为常情， 100年之后有提到340缗、700缗及1000缗一石，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第三，商税税制日渐完备。宋之商税按征收环节区分，有住税、过税之分；按征收的物品区分，有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等。而且税则也较前代繁细。宋代税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一切过往商货，只要是官府认为需要的，就可以无偿截留1/10 ，名之曰“抽税” ，这当然是“官府即法理”的典型表现。明代的商税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 1/30 。由于太低，造成明廷的强取豪夺与市民的抗税斗争。这种社会情况，宋朝没有。第四，在赋税征收上，宋朝以实物缴纳为主，以货币缴纳为辅。缴纳的实物中包括有谷、帛、金铁、物产四类，每一类中，又有若干品种，缴纳品种之繁多，亦属古所未有。以宋仁宗时期的陈州来说，本色为麦；但宋政府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50文，而宋政府令斗麦折100文，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等于斗麦140文,相当于本色的几乎3倍。包拯痛心地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史.食货志》称：宋代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 。宋代苏轼记述，即使是东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吴郡，其地农民为缴纳赋税才忍痛到市场上以极低的价格出卖自己用血泪换来的粮食，结果连第二年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隆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叶水心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未完待续）长按识别二维码予以点赞
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