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作家群|苗霞：叙述的迷踪和诉求的多意｜余勉小说《虹》读书札记

_本文原题：苗霞：叙述的迷踪和诉求的多意｜余勉小说《虹》读书札记
——《虹》读书札记
文/ 苗霞
来源：为你出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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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者简介：余勉， 1972年生于河南宝丰，著有小说《新通桥之恋》、散文《落凫记》、诗集《胡美丽的故事》，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这种叙事艺术自现代以来在形式上的翻新是层出不穷，现代小说作者创作的侧重点已从“讲什么故事”转移到了“怎么讲故事” 。正因为创作中叙事形式的这种本体自觉性，以至于小说叙事学成为现代小说理论中的一门显学。自1969年托多罗夫正式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以来，有关“叙事学”不同维度和各种侧面的讨论就蔚然大观。如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热奈尔·热拉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等等。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叙事技巧已成为理论家和创作者对小说应有之义的蜂拥的共识。显然，在这种时代文化和理论语境下，《虹》在叙事形式上的用力也是很猛的，以至于我觉得其叙事形式上的用力大过了叙事内容的拓深复杂化。当然，这样说似乎也不对，形式不是有助于内容，形式本身就是有意味的内容。那么，对这篇小说的阐释首当其冲地就是直面其叙事形式的特征。
小说的形式安排在故事的开始、发展、结束三个不同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征，所以唯有逐一分析，再综合起来才能详尽小说整个的形式结构。
小说一开始，一位名叫“余勉”的采访人员收到一个名叫“兰眉”的陌生女人的手机短信：
“陪君醉笑三万场，不诉离殇。
在这茫茫人海，纷乱的城市里，谁能聆听我的心声，陪醉到天明？
陌生人在等待……
/by兰眉”
这样奇怪突兀的开头，一下子把读者的阅读心理牵引到了与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相近的情景期待之中。莫非这篇小说写的也是一部凄绝的情爱故事？后来的阅读会验证这一最初的猜测。不同的是，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而“兰眉”的短信试图讲述的是朋友“虹”的故事。但故事的纠葛都主要体现在情爱关系上。由此，小说形成一种套盒结构，母故事中套着子故事——“余勉”的写作故事中套着“虹”的灵与肉的故事。小说在章节安排上是由“引子”、“正文”、“番外”三大部分构成，其实对应着的正是“余勉”写作故事的开始、发展和结束。在故事的开始部分也即“引子”里，小说中的众多关键人物一齐出场，很多事件也露出了苗头，但这些只是隐约出现的冰山一角，些许的已知会牵引出更大的未知：“兰眉”和“虹”是一种什么同性关系？两个女子的情深意厚是如何缔结的？“兰眉”和“马松”是一种什么异性关系？为什么“兰眉”那么熟稔关切于“马松”的画作？“虹”和“马松”又是一种什么男女关系？“虹”的离奇车祸死亡之谜的真相是什么？“马松”又是如何演绎自杀的行为艺术的？二者的死亡有没有必然的因果纠葛？一系列的问号会充斥在读者的脑海中，并加速着他们的阅读步伐。借着一个个疑问的解答，引导阅读心理随之不断生发感喟。 “悬疑”不仅仅是情节起始推进的基本动力，在后来的叙述文本中几乎无处不用。
带着一系列的问号，读者进入正文。正文里讲述的是“虹”的人生经历、情感纠葛交织而成的故事。通览整部小说， “虹”的故事分为三个人生阶段。如果按生命轨迹的自然顺承来划分，它们是：在老家山区的贫穷时期；初到城市谋生的艰辛时期；堕入色情行业的卖身时期。正文只选取了“虹”其中的两截人生历程，初到城市打拼的艰辛时期在正文中是缺席的、悬疑的，作者把它放置在结尾的“番外”以补叙之。正文主体叙述的是“虹”堕入小姐行业卖身的生活，在其中又以岛子阅读“虹”日记的形式补叙了她在老家山区的贫穷生活。把这两个时期搁置一起叙述，这种结构艺术蕴涵着作者一定程度的深思熟虑，作者想让曾经的极度贫穷与现在的衣食富足形成一种凛冽的对比，并且常让这两个时空里的人物穿插交往。现在的“虹”数次回到山区老家，以“今之眼”重新观看体察那似乎没有变化的山区贫穷和落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的苦难达成了某种和解。和解的情感体现在她能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山区的自然风光，在以前，这对于“虹”是很难想像到的。当然这也应和了那句老生常谈：审美是需要距离的。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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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正文“虹”的故事中，进程是由一帧帧空间化的情景剧推动发展着，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人物的思绪意念、动作行为获得足够自由的跳跃性，甚至于叙述视角也跳动不止。在对“虹”的故事的叙述中，一般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偶尔也会插以“兰眉”或“虹”为第一人称的内视角，甚至于还有不常见的第二人称。这一策略的意义有二：一是透视性强。同一事件用不同视角来观看、体察、感悟，能表达出故事本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并衍生出解读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二是代入感强。从时间安排来说， “虹”的故事更多采用的是概述模式；从叙述视角来说，更多采用的是全知模式。这两种模式交互作用，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但第一人称又会加深读者与人物的距离。 “我”直陈“己”事，致使叙事话语中的内心语言成分逐渐上涨，叙事间隙的情绪性因素增多。有利于读者毫无障碍地步入设定的情景中，一览无余地捕捉“我”内心之镜，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度和关切感也会极大提高。种种叙述视角的适时变换，语音语调的即时调整，形成了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式”叙事效果。
但是小说在保持叙述活跃性的同时并不显得杂乱无章。因为，在一个个空间化的情感、意识、行为板块中，还会有一条时间化的脉络，以斑驳、复杂、迷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还算完整的故事：“虹”与三个男人“吴东”、“马万里”、“马松”既前后有继又部分同时进行的灵与肉或冲突或和谐的故事。 “事”总会塑造出“时”的形态：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事“迹”能辨认出来， “时”的脉络也不难探出。当然，这需要读者以全副精神投入的耐心和细心才行，否则对一个心猿意马的读者，该小说显得如此凌乱破碎、不易解。用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话来说，空间形式中“暗含的读者”比许多传统小说中所暗含的更为积极，或许甚至更为复杂。
在正文里面， “虹”的故事已讲完，但“余勉”创作的故事还没完，所以就有了小说故事的结尾也即“番外”部分。 “番外”的构成可谓繁复多样、不拘一格。从体裁上看，有访谈、日记、新闻报道和网络论坛，表达手法上有论辩、叙事和抒情、反讽、戏仿。这些纷繁的形式和手法目的何在？目的只有一个：在结尾再起风波把水趟浑，使一切都无定见无结论。确实，在正文里的故事尘埃落定之后， “番外”无疑极大加深着对人物评判的纷繁性和事件认知的趋异性。如“余勉”对“王亚民”、“陈树堂”的访谈加深对人物性格不同侧面的认知。小区保安“王亚民”认为“虹”就是一位卖笑女子，而小学校长“陈树堂”眼中的“虹” ，是一位出身贫寒，发达之后心存善念，反哺自己家乡的成功女性。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一棱、一维，并且，此棱与彼棱、此面与彼面之间还常常是殊异的、对立的。但只有这些矛盾性的方面组合起来才能形成“虹”悖谬性格的多棱体、多维面。
“虹的日记”这部分其实是补叙，补充了“虹”初到城市的那段艰难岁月，那是这个年轻的生命与社会性外部现实的初次碰撞。补叙的结构意义是：提供足够的叙述信息，确保故事内容的完整性，以解限知叙述留下的基础悬念。小说中“虹”的三段岁月中，补叙部分是居中的一环，作者放置最后和盘托出。或许读者会据此为“虹”的堕落找出一个事实的理由和注释：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极端不易且遭受到饭店老板楚平的强暴。但把批判的锋芒仅仅指向社会时代层面，是不是流于肤浅？“虹”的堕落里面不是也有“人性，太人性的”的原因？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里，在一个合理化、世俗化和市场化时代里，做一个有道德的穷人是很可笑的。 “虹”洞晓时代的这种拜物教精神，出于人性对欲望的追求和安逸的享乐，她轻易地卸甲投降了。 “虹”一旦明白“她的身体的确是埋在道德深处的宝藏” ，就毫不犹疑地把身体从道德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是城市，也只有城市催发出“虹”的欲望， “虹”又以最素朴的爱欲痴嗔，注解了当代城市的虚矫与繁华。分页标题
在读者已熟知马万里一切之后再读这篇《关于马万里的先进事迹报导》，无疑会觉得这是一场十足的荒诞戏。《报导》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法我们只能称之为黑色幽默。从行文风格和表述内容上，《报导》重复着我们时代流行的感慨和格言，戏仿我们日常习见的公文体，那一张义正辞严的道德面孔，那一幅煞有其事的做作腔调，那满嘴正能量足足的侈言高论。公共话语中的高能在这种戏仿嘲弄之中成为一种滑稽之物，趋向于废热。显然，作者把颠覆的对象指向了我们社会公共媒体中的蒙蔽性和欺骗性，反讽性批评它们对事实真相的掩盖和混淆。但是让我们恐惧的是，谎言说得久了说得多了，就会变成所谓的“真理” ，会垄断性绞杀真相披露的一切可能性。所以《报导》会凭借权势的地位、粗大的嗓门叫嚣出社会的所谓“真相” 。
“关于行为艺术《临界》的一场论战” ，表面上看是讨论 “马松”这个人物。实际上，如果没有马松， “虹”的故事只沦为肉的翻滚。恰是有了这个人物，故事才有了灵的追求。作为先锋艺术家的“马松” ，前卫、叛逆、轻物质重精神，在艺术上颇富创见。 “马松”把自杀作为一种行为艺术展示给世人，尽管这种行为艺术在后来引起了纷纭争执，但他的死，无论是为了爱情而死，还是为了艺术而死，都是一种壮烈的精神殉难。作者想让这个人物撑拒起小说的精神维度，只可惜的是，该人物的刻画似乎有些薄弱。 “马松”放弃“兰眉”时说过一句话，我以前爱的只是你的肉体，那就意味着他现在爱“虹”更多的是追求灵的一面，但“虹”身上的精神性又有多大体现？他们爱情的灵的追求又体现在哪里？我只能遗憾地说，无法看到。
正是有了“番外” ，对故事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狼烟四起，一片纷杂喧嚣，也正实现了小说的主旨追求——追求大含量和多意性。对于任何人事的评判，都并非一种独断式的回答所能够解决的。甚至于小说里的“马万里”这个贪官、嫖客，作者在刻画他的时候也展现出丝丝美好人性，比如，对“虹” ，他还葆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关怀，不强逼不倨傲。小说中的人物，居于亦黑亦白、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停留在明暗相交的地方。小说中的世界，是非定量、非永恒性的无限多面和多意的复杂世界。开放的语义场使小说保持着一种非确定性的可能性的开放式结尾。这种开放还强化了文本和现实的相互指涉，使得小说文本与社会历史形成互文。于是，读者就不仅仅是在作品中阅读故事，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社会历史中阅读故事，人物的命运就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社会的，更是属于历史的。小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封闭，脱离了文本的封闭性，最终指向无限广阔的社会历史时空，持续产生出意义的绵延，产生出一系列新的意义。
小说是在这种开放式的纷纭中结束了，但读者的思索不会结束。这种思索结合作者的一首长诗《胡美丽的故事》更耐人寻味。《胡美丽的故事》写于1997年，通过下述的诗句读者可以看出：1997年的“胡美丽”就是2020年的“虹”的前身。
“晚饭后的她，像一块甜食∕几只蚂蚁沿着电话线前来觅食 ”
“华灯胀破了夜的内衣∕是谁在道德的背后拽开欲望的拉锁∕在人性裂缝里的她不失时机地∕装上了本能的计价器”
“在夜晚的粘液中滑翔的她∕又在酒杯里冲浪∕在化妆品药物保险套的精心支持下∕她设备一流的活动中心的客流量∕使她的身价像道琼斯指数那样节节攀升”
“她二十二岁的青春∕就这样成为了一群官僚的殖民地”
“她胸前的两座教堂曾经举行过多少次∕不属于她的婚礼而哪一个新郎∕在市场经济的输精管里射过来的∕不是印着伟人头像的人民币”
有了“胡美丽”之后再写“虹” ，从《胡美丽的故事》到《虹》，作者其实是想打破诗歌的那种自我完成性和封闭的词语系统，谋求小说文本才具有的最大社会化含量。作者采取的途径有两条：首先，是上述分析过的以多种灵活自如的形式容纳生活的多方面内容。如：不同叙述视角变化造成的复调式叙述话语、悬疑的叙事手法、母故事中包孕子故事的套盒结构、空间化的结构剪辑等。唯有如此，才能把现实生活的丰富骚动来摄取。分页标题
另外一种途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语言的社会化” 。小说中实际使用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语言：知识和文化气息的语言、生活化的地域性方言和职业性方言、文学语言中不同题材的语言特征（小说语言、诗歌语言、日记语体、新闻语体）。目的只有一个，强化语言的新闻性和在场性，构成时代的“众声喧哗” 。这样一种语言的多元性现象富含着浓厚的时代性和现实感。
【中原作家群|苗霞：叙述的迷踪和诉求的多意｜余勉小说《虹》读书札记】20多年后，作者再写《虹》，其最大的目的可能是想谋求文学经验的统一和整合。作者不止是想对“虹”一个人的生活做出这样的描述，他更想对这个时代的困境做出判决。在为个人做传的同时他也在为时代做“传” 。这就是小说十分现实的现实意义，作为人类物质文明现实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反思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