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历史|虞建华

_本文原题：虞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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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当代美国文坛呈现出以小说形式重写历史的热情。美国历史上一些争议事件与法案，屡屡被作家们用作素材进行想象性再现，凸显官方历史叙事缺失和淡化的部分，意在打破线性叙事，引向对历史的再认识。文章不是小说个案的详细解析，而以扫描与点评的方式从整体上呈现当代美国作家的政治介入和对抗书写，并试图从这幅全景图中提出关联性的思考，说明历史沿袭至今的美国国家意志对"他者"实施的权力压迫。
关键词：当代美国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
目录
一大历史与小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
二从历史开篇到当代：暴力与屠杀
【中国国家历史|虞建华】三西进南扩：蚕食与兼并
四废奴义举：暴动与镇压
五法定边缘人：种族歧视与肤色之罪
六红色恐慌：法律的傲慢与偏见
结语
作者简介：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五期
一、大历史与小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
创作理念上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历史小说，常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这类小说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不谋而合，关注重心从历史的“真实性”转移至叙事意图：历史由谁叙说，如何叙说， “为想象和虚化历史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近几十年，此类小说和相关研究在美国文坛颇具影响。与强调文学的主体性、自律性、文本性和审美性不同，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
新历史主义认为，我们无法重现历史，我们所做的只是用语言建构历史、阐释历史。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解构本质论的历史真实，强调作者在文本意义生产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小说重构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对历史的篡改，而是对历史的重新阐述。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不再分明，小说不再为虚构所困，登堂入室，进入历史书写的殿堂。这种文学性的历史再现冲击了同时也丰富了传统的历史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们自觉地把小说书写当作参与历史言说和重构的举措，艺术化地呈现事件，重构语境，让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形成对话或碰撞，一方面提供直接、真切的历史体验，另一方面让读者看到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真相的多面性，取得历史新认识。这种介入性的书写意在补充、修正和重新呈现历史，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中以历史事件或法案为素材写就的小说引人注目。 “对于所有作家，而非仅仅伟大的作家而言，一旦他们拿过某个故事，写成自己的文本，他们就已经卷入了一种异质性的阐释。 ”作为个人化小叙事的小说再现，是作家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了另眼看历史的窗口。当一批小说串联起历史上诸多争议事件，一张政治图谱隐约出现，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家意志和法律对异教徒、少数族裔、新移民、左翼青年和战争中的他国平民等边缘群体实施的权力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小说对美国历史的重构和再现，可以为我们思考、解读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情境提供借鉴。
二、从历史开篇到当代：暴力与屠杀
美国文坛两部反映1692年塞勒姆猎巫运动的当代历史小说引人瞩目，一是凯思琳·肯特(Kathleen Kent)的《叛教者的女儿》(2008) ，另一是凯瑟琳·豪(Katherine Howe)的《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2009) 。两部小说都取材于审巫事件，两位女性作者都是被送上绞刑架的受害“女巫”的后代。有了这一层血脉和情感上的关联，她们的小说更带有感受的真切性和思考的深刻性。凯思琳·肯特对塞勒姆历史和审巫事件的语境做过多年研究，小说出版后一举登上《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榜，获该年度美国历史小说奖(大卫·兰格姆奖) 。凯瑟琳·豪获得过历史研究博士学位，专攻早期新英格兰史，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小说出版后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榜位列第二。分页标题
《叛教者的女儿》的女主人公马瑟·凯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塞勒姆审巫运动中被指控为“女巫”处以绞刑。作者肯特是凯利的第10代孙女，这一关联更让这部虚构作品真情涌溢。小说通过遭受株连但幸存的9岁女儿萨拉·凯利的视角，讲述一家人在歇斯底里的猎巫运动中的遭遇，不仅描述了新英格兰清教社会阴暗恐怖的历史，也塑造了女主人公面对宗教暴政英勇不屈、宁死不出卖他人的英雄形象。《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作者凯瑟琳·豪的祖辈伊丽莎白·豪也在被送上绞刑架的受害者名单之列，历史记载有案可稽。作家让故事在女巫审判时代和当代塞勒姆之间来回穿越。故事的女主人公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康妮，受母亲委托去处理塞勒姆破败老宅的出售事宜，被家族老宅隐藏的秘密深深吸引，钻进蛛网尘封的档案室，沿着一个叫迪丽芬斯·戴恩的名字追踪到审巫时代，将该女子的零碎信息，穿成了一个遭受审巫迫害的揪心故事，并意识到自己与塞勒姆过去的关联。作家在故事中非常自然地结合了学术考证和学术话语，为当今美国政治和文化提供了许多可供深入思考的议题。
这两部结合史实的虚构作品，对美国历史早期臭名昭著的审巫事件进行想象重构，通过细节对事件进行戏剧化的再现，描绘宗教暴政统治下的17世纪末塞勒姆的黑暗现实。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被送上绞刑架的“女巫”们其实是一些走在历史前头的进步女性，在迷信时代向启蒙时代转变的当口，她们不盲从清教律令，让宗教权威感到威胁。尤其是凯瑟琳·豪的小说，通过卷入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之口，将当今史学界的新认识融进小说故事：“我把这一事件看作卡尔文教垂死挣扎的表征……事实上，塞勒姆恐慌事件宣告了一个根植于中世纪的时代的结束。 ”两部小说通过重现审巫悲剧揭示，清教神权针对知识女性的屠杀是当权者为维护统治所实施的政治暴力。
类似的暴行也多次发生在20世纪，如二战尾声对挤满难民的德累斯顿实施的大轰炸。该次轰炸摧毁了被称作“欧洲建筑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古城，杀死数万平民，成为“全世界观念法庭上反复审判的试验案例” 。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场》(1969)将这一美国政府对民众“保密”的轰炸事件揭示于天下。越南战争中的“美莱村屠杀”事件(My Lai Massacre)重复了德累斯顿的暴行。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军特遣队受命去美莱村剿灭该地驻扎的越南抵抗力量，到达后发现情报有误，该村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但率队的威廉·凯利中尉还是下令开火，杀死所有村民。越南方面公布：美军屠杀了504名平民；美国媒体报道：歼灭了128名越共分子。尼克松政府和美国陆军部都试图用谎言遮蔽或抹除这个肮脏的事实，但一名参与行动的士兵站出来向媒体揭露了这一场对平民的血腥杀戮。事件发酵后，唯有凯利中尉被判有罪，在公寓里住了3年后被解禁，之后官方媒体噤若寒蝉。
“(美莱村屠杀事件)25周年刚刚过去，报纸对此只字未提。 ”以越战小说著名的蒂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对此十分不安。他用问卷在任教的大学调查，发现大多美国青年从未听说过这一暴行，于是写下《林中之湖》再现悲剧事件，被《时代周刊》评为1994年度最佳小说。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约翰·韦德越战结束后回国从政，在公众面前隐藏了曾参与美莱大屠杀这一段不光彩的个人历史，官运亨通，雄心勃勃地备选州参议员。但政敌揭发了他的污点，指控他篡改战争经历，阻断了他的仕途。美莱事件的细节在韦德的记忆中频频闪回，恐怖屠杀的阴影弥漫在通篇作品中。小说以采访、报道、文件、注脚等多种素材合成，既重现了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野蛮行径，将这一官方试图掩盖的丑闻告知民众，也表现了战争和政治互相纠缠的复杂性。小说发表的1994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硝烟刚散，新战争阴云密布，作者提出了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的警示。分页标题
三、西进南扩：蚕食与兼并
阿拉莫抵抗战向来是美国国家叙事中最荣耀的英雄故事，由1960年约翰·韦恩主演的《边城英烈传》和1988年的《阿拉莫：自由的代价》两部好莱坞电影传遍全国。电影追溯得克萨斯人谋求独立，奋勇抵抗墨西哥政府军的事迹，歌颂美利坚民族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宏大历史。但这个美国神话省略了许多事实，比如，租用墨西哥得克萨斯土地耕作的美国人，违反墨西哥禁止蓄奴的法令使用奴隶劳动，由此引发冲突。 “英雄剧”中被大大颂扬的吉姆·波伊，其实就是个奴隶贩子。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早有吞并得克萨斯的图谋， 1836年怂恿美国移民以捍卫自由民主、反抗墨西哥总统桑塔·阿纳的“野蛮”统治为名，组成志愿军，占领阿拉莫城堡，与美国政府配合，先宣告独立，很快并入美国。美国官方史美化得克萨斯人反对暴政，但谨慎地回避了吞并得克萨斯的正义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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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波伊
关于阿拉莫事件共有3部当代历史小说，小说家伊丽莎白·克鲁克(Elizabeth Crook)三年之内发表了两部历史小说《乌鸦的新娘》(1991)和《应许之地：一部得克萨斯反叛的小说》(1994) ，但斯蒂芬·哈里根(Stephen Harrigan)的《阿拉莫之门》(2000)影响更大。这部小说既获得2001年西部小说声誉最高的马刺奖、得克萨斯图书奖和西部遗产奖，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这三部小说都对得克萨斯独立革命史进行了重新书写，探讨被官方历史遮盖的另一面，展露了那些被贴金打扮的“英雄们”不同的面孔。哈里根的小说打破了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结合史料和虚构，从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视角平衡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小说主要围绕3个卷入战火的虚构人物展开，反映事件背后的利益之争，同时也通过墨西哥士兵的见解，比如他们并不认同桑塔·阿纳总统是暴君的说法，质疑美国官方叙事将帝国意识合理化的意图。作家用小叙事解构神话，揭示美国政府的政治野心，展示了很多被官方省略的重要史实，融入了史学界的新认识，强烈暗示杰克逊政府是得克萨斯独立革命及吞并得克萨斯的策划者。
阿拉莫事件发生在美国西进运动期间，西进的白人也侵吞了属于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尤其是1830年的“驱逐法” ，即《印第安人迁移法》生效之后，印第安人被赶入保留地，不愿让出土地的屡遭屠杀。西进运动是美国官方颂扬的“光荣史” ，但推进“文明”的过程充斥着野蛮。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事件频频发生，包括1863年的熊河大屠杀、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1868年的瓦西塔大屠杀、1870年的马利亚斯大屠杀、1890年的伤膝谷大屠杀等。美国官方历史书写往往用“战斗”“事件”“冲突”“行动”等替代“屠杀” ，以模糊概念的方式进行洗白。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一直是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的，时至今日仍受很多具有良知的美国历史学者的强烈谴责。著名本土裔作家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以马利亚斯大屠杀事件为背景，创作了获得美国图书奖的小说《愚弄鸦族》 (1986) ，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书写属于胜利者的历史，艺术化地再现了西进运动中被掩盖、被遗忘的历史。故事发生在西进北线黑脚族印第安人营居区，小说讲述印第安部落自治的最后日子，即19世纪60年代最后3年至1870年马利亚斯大屠杀发生，展示了多彩的部落文化，描写部落人的生存苦斗和灾难将临的心理重压。小说中的“神行”部落主张“以土地换和平” ，而“山首”部落则采取对抗的姿态。政府派军队前往给以“教训” ，稀里糊涂地袭击了刚刚与当地白人政府签下和平协议的“友好”部落，杀死“神行”部落的173名妇女、儿童和老人(男人们正外出打猎) 。学者凯思琳·范格恩语带嘲讽地说， “像马利亚斯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似乎是‘占有西部’过程中丑陋但又缺之不可的部分” 。韦尔奇详细描写了本土族裔被西进白人赶尽杀绝的绝望，希望所有美国人记住这类历史的悲剧。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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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纪念阿拉莫战役百年时发行的邮票
罗伯特·康利(Robert Conley)1992年出版的《山风之歌》和戴安·葛兰西(Diane Glancy)1996年出版的《推熊》都与史称“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的强迫迁移有关，讲述《印第安人迁移法》颁布后美国土著人被赶出家园的故事。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印第安裔作家葛兰西在《推熊》中艺术化地呈现了1838—1839年的悲剧：一万余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孩子和孕妇，在美军士兵押送下被驱离祖先的家园，给新来的欧洲移民腾出土地。他们在严冬的雨雪中长途跋涉900英里，前往政府分配的新居地——今日俄克拉荷马州乱石遍野的“印第安区”重新安顿，致使四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因寒冷和疾病死于途中。为了在小说中重现历史，葛兰西阅读了大量有关迁徙的资料，并沿途采访、体验和考证，以栩栩如生的细节地重现了切罗基人经历的苦难，又通过想象描述了失去家园的无助与绝望。《推熊》中，被迫迁徙的印第安人不知道是部落头领出卖了他们，还是受骗在看不懂的协议上签了字，只知道祖先的土地已不属于他们，被无助地赶出家园。小说采用来自文献的记载，搭建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同时又将虚构故事融入其间，既凸显小说的历史性，又创造鲜活的画面感。小说以玛丽托尔一家为主线，通过多个印第安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也通过传教士和押送印第安人的士兵之口，为政府的种族政策导致的血淋淋的事实，做了详细的多方位的注释。这种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多声部、多视角的叙述，展示了更多的历史细节，抒发了深埋于心的怨愤，是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对抗性书写。此类美国本土裔作家的历史小说还包括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圆屋》(2012) ，该小说对美国政府不断修正与印第安人最初签订的土地协议，巧立名目制定各类新法，不断蚕食印第安人土地的做法进行了揭露。
四、废奴义举：暴动与镇压
美国文坛近几十年出现4部关于约翰·布朗起义(John Brown Uprising)的历史小说，各具特色，十分精彩：特里·比森(Terry Bisson)的《山火》(1988)、布鲁斯·奥尔兹(Bruce Olds)的《兴师问罪》(1995)、拉塞尔·班克斯(Russell Banks)的《分云峰》(1999)和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的《上帝鸟》(2013) 。起义事件发生在1859年，白人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率领包括儿子、女婿在内共19人，武装袭击哈珀渡地方政府的武器库，试图造成一呼百应的效果，引发奴隶暴动，促成废奴。布朗抱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和良好的社会改革愿望发起废奴圣战，遭到政府军的镇压，失败后参与暴动的19人均被处以绞刑。布朗起义是美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事件，而布朗个人的历史评价也一直褒贬不一，被有些人颂为英雄，被另一些人视作疯子或恐怖分子。上述4部当代历史小说基本都将布朗塑造为抱有强烈正义感的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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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起义
《山火》属于当代美国十分流行的乌托邦历史小说，学界也称之为“异质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或“或然历史”(speculatory histoy) ，其基本模式是：假如历史拐入不同航道，世界将会怎样。小说中布朗起义获得成功，历史进程因此改变：奴隶反叛的烈火燃遍南方，最终黑人赢得胜利，在南方成立“新非洲共和国”；林肯发动战争试图收复失地，成为黑人的头号公敌。社会主义的“新非洲共和国”影响了世界历史：巴黎公社取得了胜利，爱尔兰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墨西哥索要被夺走的领土，不少国家效法俄国革命。作家通过虚拟评说真实，通过陌生化创造张力，探讨这种“可能性”所涵容的政治、社会意义。这种“从‘客观历史’到‘主观历史’转变”的书写，是“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思考，最终的落脚点是当下，是对某种历史文化或社会困境的回应” 。分页标题
布鲁斯·奥尔兹的处女作《兴师问罪》也以布朗起义为故事主线，但作家用一种非传统、充满想象力的现代派拼贴手法，让叙述在多个层面并行、交叉、重叠，创造出众声喧哗的效果。该文本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包含很多真实和虚构的资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多面人物：具有先见之明但又不计后果，虔诚向善但又狂热莽撞。奥尔兹无意提供经得起考证的布朗生平，但试图走进布朗的内心，解读发动起义的心理动机，并让事实和想象的万花筒在读者眼前翻转。在奥尔兹笔下，布朗是一位有个性缺陷的历史英雄。他认定蓄奴制是罪恶，决意采用非常手段将它铲除，布朗的正面形象由此确立。虽是文坛新兵，奥尔兹老练地使用多种创作技巧，用独到的手法对这位复杂的人物做了出色的描绘。
著名作家班克斯近800页的长篇小说《分云峰》入围普利策奖。小说由虚构的约翰·布朗的儿子欧文·布朗进行讲述，生动再现了19世纪中期的废奴运动。这个被布朗坚信为神圣事业的义举，最终悲剧性地摧毁了他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儿子爱恨交织的回忆中，父亲的个人生平徐徐展开：这位失败的生意人如何受到爱默生超验主义废奴思想的影响，在坚定的宗教信仰中融入了社会革命观念，成为深受黑人废奴领袖道格拉斯和哈莉特·塔布曼信任的同路人。班克斯的故事悬念迭起，精彩纷呈，以现实主义的细节再现了废奴主义者的聚居区、帮助奴隶北逃的地下铁道、血腥的堪萨斯杀戮和哈珀渡暴动。在追忆的过程中，欧文·布朗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他的父亲，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
麦克布莱德的《上帝鸟》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由黑人少年亨利·沙克福德叙述，用一种幽默独特的语气讲述约翰·布朗和他的废奴暴动。在亨利眼中，布朗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好心肠人，但又是个略显神经质的狂热分子。小说中以布朗为代表的废奴派和以亨利的主人为代表的蓄奴派两方的争论演变为暴力冲突，亨利扮作女孩逃离，接下来三年时间跟随坏脾气的布朗，见到了为废奴而奔走的人们，聆听了布朗与废奴领袖哈莉特·塔布曼的交谈，最后经历了1859年袭击哈珀渡的武装行动。起义者均被镇压，亨利成为唯一幸存者。他留下的手稿，在教堂火灾后的清理中被发现，其中记载着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
上述4部长篇历史小说都是想象力丰富、引人入胜的作品，其中布朗被塑造成为一个有缺点但为伟大事业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的伟大人物，颠覆了官方历史将他视为狂热分子、恐怖分子的定论。作家们对他为促进人类平等和社会进步采取的大胆举措都给予了肯定与赞美。小说家们不把人物和事件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进行归类，而对复杂的历史情境进行描述性的再现，追踪布朗从一个普通教徒到废奴活跃分子再到烈士的人生轨迹。 4位作家都对这一历史事件和这位历史人物进行了严肃的考证，在创作中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结合在一起，再现了南北战争前几年美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貌。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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