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读薄|人，能纯粹干净地活着吗

_本文原题：人，能纯粹干净地活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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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纯粹干净地活着吗？
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之困。
或许，对这个命题的思索也是从年少清纯走上世俗人生的必经之路。
顾城说：“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生活，但是可以像神一样美丽。 ”“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
然而，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做到。想想他后来的选择，哪里干净呀？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为千夫所指。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寓所因婚变，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谢烨随后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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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曾说：“大家都抱怨复杂，却不愿想自己就是复杂的根源，麻烦都是自找的，只要诚心，就会看见世界简单至极。你须做的只是扔掉目的而已。这时你自由自在，人人自由自在，天下太平无事。 ”不知道，他在死之前，是否还做如是之想。假如世界不复杂，他又何必做出那种残忍的选择。世界之复杂是超乎人的把控的，人总是为环境裹挟着前进。
为何谈起顾城，因为近来读陈映真的《将军族》，使我想起他。《将军族》收录陈映真创作于1959-1967年间的24部中短篇小说，包含脍炙人口的名篇《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等，描绘了一幅20世纪平凡人的命运群像：台北夜市摊贩和病孩子，细瘦苍白的“安那其”少年康雄，从远方战场归来的乡村教师吴锦翔，苹果树下富于浪漫幻想的青年林武治，沦落他乡的三角脸和小瘦丫的爱情悲剧，知识界的“弄潮儿”唐倩，虚无厌世的“航海人”胡心保……二十四个故事，饱含泪水的爱和温柔苦痛的同情，婉曲动人的灵魂剖白，忧郁怅然的诗性抒情。
我特别喜欢其中的《我的弟弟康雄》，优美惆怅而又富有诗意的文字，让我忍不住多读了几遍。后来，我惊讶地发现，陈映真写这篇小说时只有23岁，这是他发表的第二篇小说，一出手就达到成熟的高度，不得不说，文学跟天赋有莫大的关系。这一点跟成名很早的张爱玲很像，张爱玲说：“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
《我的弟弟康雄》，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有康雄的姐姐在那里自言自语，俨然是一个人的情感大袒露，她的心理和告白，构成了这个短小精致的短篇小说。
弟弟康雄只有十八岁，因为跟一个妇人发生关系，饱受自责之苦，自杀而死。他在日记中写道：“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份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 ”
康雄的自杀使得作为姐姐的“我”冷冷地清醒过来，不再去等待自己真正所爱的穷画家，而是毅然地嫁给了富裕的男人。她说：“我用一种近于一个悲壮的哲人一般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罢！我觉得我的弟弟康雄和那个远远的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真有些一如父亲所说的‘小儿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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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优秀在于求真，在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中，充斥着对灵魂的拷问，充斥着对现实人生的戏谑与嘲讽。 “我答应这桩婚事，也许真想给我可怜的父亲以一丝安慰，叫他看见他毕生凭着奋勉和智识所没有摆脱的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凭着几分秀丽的姿色便摆脱掉了。 ” 分页标题
表面上看是，弟弟死于穷苦，姐姐为此终于决定用婚姻摆脱穷苦。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 ”康雄的日记曾这样说， “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地，或多或少地流于卑鄙龌龊……”贫穷自然不免要多受屈辱，甚是有损人的善良本性。
作家毛姆说: “要时时刻刻为生计操心，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丢脸的了。那些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就最瞧不起。他们不是伪君子就是傻瓜。金钱好比第六感官，少了它，就别想让其余的五种感官充分发挥作用。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你得处心积虑，锱铢必较，决不为赚得一个先令而付出高于一个先令的代价。你常听到人们说，穷困是对艺术家最有力的鞭策。唱这种高调的人，自己从来没有亲身尝过穷困的滋味。他们不知道穷困会使你变得多么卑贱。他使你蒙受没完没了的羞辱，扼杀掉你的雄心壮志，甚至像癌一样地吞噬你的灵魂。艺术家要求的并非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提供的保障：有了它，就可以维持个人尊严，工作不受阻挠，做个慷慨、率直、保持住独立人格的人。 ”
正如贾平凹在散文《画人记》中那句备受指责的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 。但是，陈映真又清醒地指出“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 ，尤其是，不当的富裕是以牺牲人生为代价的，正所谓赢得了世界，却丢失了灵魂。小说在结尾处说， “我”一心要为弟弟重修一座豪华的墓园，以补偿深藏于“我”内心的卑屈和羞辱。 “此愿了后，我大约也就能安心地耽溺在膏粱的生活和丈夫的爱抚里度过这一生了罢。 ”康雄因为未能拒绝诱惑，便觉一生被污，了此一生。相对于他，许许多多的人大概都可以称得上苟且偷生了吧。《菜根谭》中言：“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并按照这样的原则走下去的时候，一个人就走向了现实人生，埋葬了“小儿病” 。唉，真的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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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于四年后的《将军族》几乎延续了同样的主题，还是在探讨人可以不可以干干净净地活着，或者是说该怎样干干净净地活着。 “小瘦丫头”是十五六岁的台湾女子，因家贫被卖为娼而逃出到康乐队，但她妹妹因此又有被卖为娼的厄运等着，必须有二万五千元还债才行。 “三角脸”是退伍人员，也在康乐队里。他知道这个事后把全部退伍金三万元偷偷给了小瘦丫头，自己悄然离开。但小瘦丫头拿了钱回家后仍然再次被卖为娼。她被带去见一个大胖子，她对大胖子说：“我卖笑，不卖身。 ”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小瘦丫头的左眼被弄瞎了。四五年后，她赎出自己，加入乐队当指挥。她要找“三角脸” 。两人终于在一个乡村的葬礼上重逢。他们历尽沧桑但都觉得此身已不干净，于是双双殉情。以下是二人的对话：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 ”伊说，笑了一阵， “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
“下一辈子罢！”他说， “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
很悲壮，让人感伤不已。美中不足，对话太文绉绉的了，有些不符合身份，毕竟他们不属于文化人。当然，真正的文化人，或许不这么选择了，就像顾城。或者，纯粹的美只存在诗里，现实则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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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一段对话：
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该应浊闹的。 ”尤氏道：“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 ”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 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阁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说他是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 ”宝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 ”
倘若宝玉的生命在青春少年就戛然而止，倒也落得清白干净了，仗着祖上的余荫，倒也快活了少许年，可是，生命又不得不继续前行，又如之奈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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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倩的喜剧》就展示了文化人的人生追求。
在这篇中篇小说里，陈映真不再沉郁，而是用近乎欢快的笔调描绘了台湾当时的文化圈。唐倩是一个投机文人，用交往在跳跃。从存在主义的老莫，到新实证主义的罗仲其，再到美国留学生乔治，最后嫁给在军火公司主持高级研究机构的物理学博士。
在这里，文化是门面，是手段，是借口。装模作样打扮成萨特的老莫，自己的恋爱往事都要用理论包装一番，要唐倩打掉孩子，理由是“孩子将破坏我们在试婚思想上伟大的榜样” ，分手则由于他们要去“不断地追索，以实现真我” 。文化在东，生活在右，他们很好地调和了二者的冲突，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纠结过，一切为我所用。
鲁迅说：“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 ，由此并想‘欺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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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书读薄|人，能纯粹干净地活着吗】
最可悲的不是生活到底能不能安放理想，而是人们主动放弃理想，只愿活在物质追求里。
安·兰德说：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驰，或者说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常常二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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