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所30岁啦|【学术撷英】杨莉馨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_本文原题：【学术撷英】杨莉馨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杨莉馨 | 文
作者简介

本文插图
杨莉馨，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台湾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等校研修，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女性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出版《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等专著七部，出版《通过身体思考》、《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等译著六部。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汉译与接受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与视觉艺术关系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等多项。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
在《学衡》的西学译介中，诗歌翻译拥有突出位置，体现出与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深厚的精神联系。浪漫主义英诗译介与其成员反对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立场并非矛盾，正是新人文主义美学观念的产物；“学衡派”以格律译诗，构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诗多译以及对马修·阿诺德、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诗作的高度重视，背后同样贯穿着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立场。 “学衡派”的诗歌翻译有效弥补了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社团与刊物译介西学的不足，构成了中西文学交流史上无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学衡》；诗歌译介；新人文主义；欧文·白璧德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学术文化团体，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因其与五四新文化-文学阵营相对峙的价值取向，以及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论战的特殊身份，长期以来备受新文学研究话语霸权的冷遇。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及后启蒙时代的到来，学界在反思中愈益注意到了“学衡派”在匡正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偏颇、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制衡作用，以乐黛云先生发表于1989年的《重估<学衡>——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1]为先导，对其在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开始了重新审视。然而，研究者们大都关注“学衡派”在“昌明国粹”[2]方面的建树，对其在西学译介方面的突出成就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曾被鲁迅讥为“假古董”[3]的“学衡派”学者，并非抱残守缺的旧派文人，而是大都具有西洋留学背景的精英知识分子。由于《学衡》的主要发起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均师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欧文·白璧德教授，梅光迪与吴宓先后获得文学博士与硕士学位，胡先骕与其他同人亦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学素养，因此，诗歌翻译在《学衡》的西学译介中有着突出位置和鲜明的特色，体现出与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深厚的精神联系，对理解“学衡派”的保守主义文化立场与美学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一
“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学衡》于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英文译名为Critical Review ，共出刊79期， 1933年7月终止。如吴宓所言：“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 ”[4] “学衡派”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激进或自由主义者的对立，并非体现为对新文化的否定，更非体现为对西学的拒斥，而在于实践路径与择取对象的差异背后迥异的文化立场。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更多接受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等人则是以白璧德为代表的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人。分页标题
在新人文主义影响下， “学衡派”拥有了高度一致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体现出明确的精英意识与古典倾向，重视文学的理性品格与形式规范。在《学衡》第1期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梅光迪立场鲜明地批驳了陈独秀的文化-文学进化观，高度评价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阿诺德等的作品，而反对卢梭、雨果、托尔斯泰、易卜生与萧伯纳。胡先骕在第1、2期亦连载了长文《评<尝试集>》，声势凌厉地对胡适白话诗集《尝试集》进行了驳难。在《论批评家之责任》（第3期）中，他提出文学批评家需要拥有的素质一为道德，二为博学，并开具了合格的批评家需要掌握的中西名著书单，西方作家包括荷马、希腊三大悲剧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西塞罗、但丁以来各时代的经典作家。《学衡》第31期上刊登的《文学之标准》长文，是胡先骕系统表达关于西洋文学看法的代表作。他认为在法国自浪漫主义文学盛行以来，古典文学时代精洁严峻的标准全被破坏，卢梭、雨果正是祸魁。随后的象征派戏剧、心理小说走得更远。前者不重人物言行，仅重布景的象征。后者重在心理分析，而不是人物以言行表现人格、性格。他认为这些都违背了艺术的根本原则。至于自由诗则走得更远。诗在文学中最似音乐，最重节奏、音韵的和谐。自由诗把一切都破坏了，遂使现代诗歌成为首尾分行而写的散文。吴宓同样对欧美近代以来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深怀不满，在《论新文化运动》（第4期）中写道：“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 ”这亦使得《学衡》同人在大力倡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努力引入西方文学资源以印证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与艺术主张，使得《学衡》的诗歌译介体现出区分“高格”与“下品”之浪漫主义、“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和一诗多译三大特色。
二
区分“高格”与“下品”之浪漫主义
从文类上看，《学衡》译介的西方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与文论，而诗歌占据最为核心的地位。《学衡》诗歌翻译的首要特点为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大力推介，依刊发顺序，主要如下：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赛（Robert Southey）的《布勒林之战》（Battle of Blenheim ，俞之柏译，第19期），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贺麟等8人复译，第39期），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角声回音》（Blow ,Bugle,Blow ，顾谦吉译，第41期）和雪莱（Percy Shelly）的《薛雷云吟》（The Cloud ，陈铨译，第48期），济慈（John Keats）《无情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即《无情的妖女》，陈铨译，第54期），彭斯（Robert Burns）的11首名诗（诸人合译，第57期）[5] ，以及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叙事长诗《王孙哈鲁纪游诗》第3集（Childe Harold ’s Pilgrimage- Canto III ，即《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杨葆昌译，第68期）。
联系前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卢梭的贬斥， “学衡派”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大量翻译似乎有所抵牾。白璧德终身视卢梭为最大的仇敌，作为“华之白璧德”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亦以反对卢梭为己任。但《学衡》同人坚持以道德精神之高洁、艺术品格之高下作为臧否文学作品的标尺，并未对浪漫主义诗歌全盘排斥，从本质上看坚持的正是新人文主义的立场。胡先骕认为浪漫主义诗歌有“高格”与“下品”之分，在其长文《评<尝试集>》）中专门讨论了“古学派”与“浪漫主义”艺术观的分野。他分析浪漫主义共有的性质是“几不信法律、道德、情爱、忠勇、仁慈诸美德” ， “则为主张绝对之自由，而反对任何之规律，尚情感而轻智慧，主偏激而反中庸，且富于妄自尊大之习气也” ，指出“以抛弃制限之原理之故，彼富于情感之自然主义派，终将非议人类天性中所有较高之美德，与解脱此美德之言词，至最终所剩余者，仅有野蛮之实用主义而已。 ”因此，他所忧虑的是浪漫主义对欲望的无节制放纵造成的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盛行。在他看来，英国的D.H.劳伦斯、美国意象派主将艾米·罗威尔等和中国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是“下品”或“低格”的浪漫主义：“其自居于浪漫派之诗人, 所作亦仅知状观感所接触之物质界之美, 而不能表现超自然之玄悟。 ”但“浪漫诗亦大有高下之别也” 。华兹华斯、泰戈尔、白朗宁夫人、丁尼生、艾米莉·勃朗特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则为“高格”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不但曲状自然界之美，且深解人生之意义”、“纯洁高尚若冰雪”、“皆富于出世之玄悟” 。 [7]再如对华兹华斯，吴宓在《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即“露西组诗”之一的译文前所加的按语中，承认“其生平与主张，为吾国言新诗及文学革命者所乐道” ，但又强调了其诗“以清淡质朴胜。叙生人真挚之情，写自然幽美之态，是其所长，高旷之胸襟，冲和之天趣，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的特色，指出其诗风与陶渊明、王维与白居易相近。所以对于他们心目中“高格的”浪漫主义， “学衡派”同样是积极推介的。分页标题
与此同时，他们所强调的浪漫派诗歌特点，与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解又有着微妙的不同。李欧梵在分析新文化-文学运动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侧重时曾指出: “浪漫主义美学的那些神秘的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 ”[8]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家在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启蒙背景下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有所偏重的话， “学衡派”对其的认同与接受同样体现出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底色。一方面，吴宓在《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的译文中表明了白璧德对华兹华斯泛神论倾向的批评：“威至威斯崇拜自然，有类泛神论者，谓有‘一种精神，流荡浑沦于宇宙万物之中’ 。自此说行，凡为诗者，皆轻人性而重物性，遂舍正路而趋邪轻”（第72期），但在译文末的注解中又辩解道：“其实威至威斯固甚注重道德者。彼虽为卢梭之徒，主张与自然交接，然谓旧日之礼教风俗极当保存，不可轻言破坏。彼以与自然交接为一种道德训练，其诗中于道德反覆致意” 。因此，吴宓是站在新人文主义尊重传统、道德与理性的立场上，对华兹华斯有所发挥、甚至是挪用的，强调的是其在道德理性方面的价值。而且《学衡》翻译的“露西组诗”并非诗人崇拜自然色彩浓厚的代表作，诗中对露西命运明珠暗投的咏叹与伤怀， [9]与怀才不遇的中国文人借香草美人寄寓情怀的诗歌传统相通，这其中，或许亦有对“学衡派”身处主流边缘的文化况味的隐含表达。
综上，《学衡》的浪漫主义英诗译介，与其反对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立场并非矛盾，是其新人文主义美学观念的产物。 “学衡派”甚至体现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倾向， “高格的”浪漫主义诗作成为阐发其文学思想的重要西方资源。
三
“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学衡》诗歌译介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与反对胡适白话诗的立场一致，反对白话译诗，认为翻译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学衡》第15期），所以用旧体格律翻译了大量诗歌作品，构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一方独特的风景。
早在留美期间，梅光迪便批评了胡适的白话诗尝试为误入歧途，断言“此等诗人断不能为上乘” 。 [10]回国后，他又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胡适倡导的白话诗“袭晚近之堕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 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 libre 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余唾。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派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 ”吴宓在留美期间发表的《英文诗话》，亦表明了以格律写诗、译诗的主张。 [11]在《论新文化运动》中，他再度批评了白话诗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美国自由体诗的低劣模仿，强调了遵循韵律的西方诗歌的正统地位：“又如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而美国此种诗体则系学法国三四十年前之Symbolists 。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体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为诗也。学校之中所读者仍不外Homer,Virgil,Milton,Tennyson,等等。报章中所登载之诗皆有韵律，一切悉遵定规。岂若吾国之盛行白话诗，而欲举前人之诗悉焚毁废弃而不读哉，其他可类推矣。 ”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中，吴宓郑重提出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翻译五类文体各自的创作原则，指出“作诗之法，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即仍存古近各体，而旧有之平仄音韵之律，以及他种艺术规矩，悉宜保守之，遵依之，不可更张废弃” ，而“翻译之业” ，恰为“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学衡》第15期）。胡先骕更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辛辣讥嘲胡适主张的白话“泛滥横决，绝无制裁” ，为“老妪骂街之言，甚至伧夫走卒谑浪笑傲之语”（《学衡》第18期）。分页标题
“学衡派”之所以在形式观上如此一致，同样出自崇尚传统、尊重艺术典范的新人文主义共同立场。他们视文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认为文言较之白话更具艺术价值，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累，在典雅的文学作品中被凝练、加工而创造出来的语言。因此， “学衡派”以格律写诗、译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旧体诗词创作与翻译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吴宓于1935年将积存诗歌千余篇集为《吴宓诗集》出版，译诗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认为自己最好的诗作为《壬申岁暮述怀》，其次为《海伦曲》，再者即为《愿君长忆我》（Remember）及《古决绝辞》（Abebgation）。 [12] 前两首为自创，后两首则为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作的中译，可见吴宓是将这两首诗视为自己译诗的代表作的。《愿君常忆我》为罗塞蒂与恋人决绝后不久所作，细腻地表达了诗人对心上人的复杂情愫，感情真挚。吴宓以五言古体译出，十四句中用了两组韵脚，显得格律整齐而又朗朗上口。译者同时巧妙地运用了叠音字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常见意象如“黄泉”、“白首”、“寸心”等，强化了乐感与读者的亲切感，给人以一首清丽的六朝乐府民歌的印象。《古决绝辞》同样采用五言形式，两行一句，共十四句，与原诗十四行对应。译诗每句十个音节又与原诗每行十个音节相同，既有民歌韵味，又有古雅的骚体诗风。再如吴宓在第9期翻译英国作家温妮弗莱德·M.莱慈（Winifred M. Letts）一战期间脍炙人口的名诗The Spires of Oxford的《牛津尖塔》为五言格律诗；顾谦吉所译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我唱樱桃熟》（Cherry-Ripe），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下谷牧童歌》（The Shepherd Boy Singing in the Valley of Humilation）均为五言格律诗，丁尼生的《角声回音》则用了七言格律诗（《学衡》第41期）。杨葆昌翻译的拜伦长诗《王孙哈鲁纪游诗》亦采用五言格律，每首16句， 80字。全诗118首，通体一贯。吴宓盛赞其译作，认为是翻译界的“伟举” ，译笔“曲折能达原意，而又流畅，富生动之气韵”（《学衡第68期》。
《学衡》在第47期又整体推出了留法学者李思纯翻译的法兰西诗选《仙河集》，含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拉封丹、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缪塞、戈蒂耶、波德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等的68首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早期极为罕见的一次大规模法语诗歌集中推介。作为刊物主编的吴宓之所以给予《仙河集》如此宝贵的版面，同样因为李思纯与吴宓等相近的诗学主张。在《仙河集自序》中论及诗歌翻译体式时，李思纯概括“近人译诗有三式；（一）曰马君武式，以格律谨严之近体译之。 ……（二）曰苏玄瑛式，以格律较疏之古体译之。 ……（三）曰胡适式，则以白话直译，尽弛格律是也。 ”认为“马式过重汉文格律，而轻视欧文辞义。胡式过重欧文辞义，而轻视汉文格律。惟苏式译诗，格律较疏，则原作之辞义皆达” ，自陈选择的是苏曼殊式的译法，以达成“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目标。此外，吴宓还在译文《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第63期）的按语中，借瓦雷里之口再度申说了重视格律的形式观：“文学中之规律尤不可不遵守。规律乃所以助成天才，不可比于枷锁。今世之无韵自由诗，但求破坏规律，脱除束缚，直与作诗之正法背道而驰，所得者不能谓之诗也云云。今节译韦拉里氏此篇中所论关于原理之处，以资考镜，吾国之效颦西方自然的创作及无韵自由诗者，亦可废然返矣。 ”瓦雷里的诗论，同样成为“学衡派”强调理智、心性与节律的西方资源。
四
一诗多译
一诗由多人翻译，彼此切磋，以供读者欣赏对照，构成了《学衡》诗歌翻译的又一显著特点，显示出“学衡派”在对诗无达估这一特点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诗歌翻译技巧的执着追求。分页标题
如果说一诗多译现象在五四以来的其他刊物中难得一见，只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话，在《学衡》中则频频出现，且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体现出学衡同人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翻译追求化境的高度自觉与统一意识。在系统阐发其文学创作观的《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中，吴宓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翻译有三要。一者，深明原文之意；二者，以此国之文达之而不失原意，且使读之者能明吾意；三者，翻译之文章须自有精采，是即严又陵所谓信达雅也。 ”具体到诗歌翻译，吴宓认为， “凡译诗者，不惟须精通两国文字，且己身亦能诗。尤须细察所译之作者意境格律之特点，即其异于他诗人之处。既得，吾乃勉强练作一种诗体，其意境格律与彼同，然后译之，始能曲折精到也。 ”
《学衡》的一诗多译现象正是在这种近乎苛刻的标准下出现的，以刊登时序排列，包括如下个案：1.第12期发表的本·琼生高足、英国诗人罗伯特·赫里克的《古意》（Counsel to Girls），提供了吴宓、邵祖平两种译文，邵氏为五言押韵，吴宓为七言押韵。在按语中，吴宓交代目的为“由二人分别译出，读者比并而观之可耳” ，并赞美邵译“珠玉在前” ， “五言逐句译，意思力求密合原文” ，自己则为“七言逐句译” ，亦竭力传达原诗风格， “拟白香山体”译之；2.第39期张荫麟、陈铨、顾谦吉、李惟果四人复译了马修·阿诺德的《安诺德罗壁礼拜堂诗》（Rughy Chapel）；3. 第39期贺麟、张荫麟、陈铨、顾谦吉、杨葆昌、杨昌龄、张敷荣、董承昌8人复译了华兹华斯的《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吴宓再在按语中交代了“今并列诸君所译，备读者比较观览”的意图；4.第49期上，吴宓、陈铨、张荫麟、贺麟、杨昌龄以五言民歌体，分别提供了罗塞蒂《愿君常忆我》的5种译文；5.第57期重点推介了罗伯特·彭斯等的诗歌。 “白屋诗人”吴芳吉发表《彭士烈传》，并翻译了《寄锦》（To Jean）、《我爱似蔷薇》（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白头吟》（John Anderson.My Jo）等诗。除吴译外，《我爱似蔷薇》还列出了陈铨和苏曼殊的译诗。《白头吟》另有刘朴译诗；6.第64期刊登的罗塞蒂《古决绝辞》则并列了吴宓及其清华弟子张荫麟和贺麟三个不同的译本。由于吴宓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及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先后主讲过“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修辞原理”和“翻译术”等课程，注重英诗的分析鉴赏与翻译训练，《学衡》刊登的不少多译实为吴宓师友、师生间的切磋之作，这也成为杂志一诗多译现象得以出现的特殊条件。
另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吴宓主导并参与的一诗多译，其对象除了前文提及的华兹华斯外，主要集中于阿诺德与罗塞蒂两位诗人的诗作。之前吴宓已在《英诗浅释》（三）中翻译了安诺德《挽歌》（Requiescat）、《失望》（Despondency）与《有所思》（Longing）三首（第14期）。第39期又刊登了前述四人复译的《安诺德罗壁礼拜堂诗》，加上李惟果翻译的《鲛人歌》（The Forsaken Merman,第41期），有5首之多。之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阿诺德为白璧德的思想前驱， [13]学衡诸人都十分推重阿诺德的缘故。《学衡》第14期专门刊有梅光迪的《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详述其文化观与文学批评思想。同时，除了文化、文学批评方面的建树之外，阿诺德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这一点之前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在同期《英诗浅释》中，吴宓详细说明了自己翻译阿诺德诗歌的原因：“安诺德之诗才，常为其文名所掩。世皆知安氏为十九世纪批评大家，而不知其诗亦极精美。且所关至重，有历史及哲理上之价值。盖以其能代表十九世纪之精神及其时重要之思潮故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曝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丧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其诗之精妙动人处，正即在此。因之，欲知安诺德之为人及其思想学问之真际者，不可不合其诗与文而观之。 ……安诺德之诗之佳处，即在其能兼取古学浪漫二派之长，以奇美真挚之感情思想，纳于完整精炼之格律。 ”对吴宓来说，罗塞蒂同样是一位思想与艺术形式高度契合新人文主义美学理念的诗人。因此，一诗多译以及对阿诺德、罗塞蒂等的高度重视，背后同样贯穿着新人文主义思想立场。分页标题
综上，五四落潮后出现的“学衡派”代表着历史的一种必然要求。新文化-文学阵营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姿态反传统，作为启蒙工具的新文学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学衡派”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场与贵族姿态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的择取确实也起到了一个纠偏的作用。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新文化阵营和学衡阵营在新旧之争、古今之辨背景下的西学译介各有侧重与片面之处，亦多有为我所用的成分，均非全面、客观与完整，双方的制衡、互补因而才有其必要与可能。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正是在这种偏激以及对偏激的反拨的张力关系中步步推进的。如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中论及新人文主义的目标时所说：“总而言之，人文主义者既不会否定情感的自然主义，也不会拒斥科学自然主义，因为这等于试图做出不可能的反拨。他的目标不是否认他的时代而是完成他的时代。 ”[14]我们对“学衡派”诗歌翻译特色与地位的评估，或许亦可作如是观。它有效弥补了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社团或刊物译介西学的缺失，构成了中西文学交流史上无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本文插图
[1] 《中国文化》创刊号， 1989年12月。
[2] 《学衡》杂志简章提出的《学衡》“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见《学衡》第1期， 1922年1月。
[3] 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379页。
[4]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本篇论文所引《学衡》原文，均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学衡》精装影印本（全16册）， 1997年。原期刊均无页码，故仅标注期数。
[5] 吴芳吉译《寄锦》（To Jean）、《高原女》（Highland Mary）、《久别离》（Auld Lang Syne）、《将进酒》（Willie brew’d a peck o’maut）、《来来穿过麦林》（Comin thro’ the rye）、《牧儿谣》（Ca’ the yowes to the knowes）、《麦飞生之别》（McPherson’s Farewell）和《自由歌》（Scots Wha Hae）；吴芳吉、陈铨、苏曼殊译《我爱似蔷薇》（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吴芳吉、刘朴译《白头吟》（John Anderson.My Jo）；刘朴译《高原操》（My heart is in the highlands）。
[6] 胡先骕：《评<尝试集>（续）》，《学衡》第2期。
[7] 胡先骕：《评<尝试集>（续）》，《学衡》第2期。
[8]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6年，第278页。
【比较所30岁啦|【学术撷英】杨莉馨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9] 如杨昌龄译文的首四句为：“兰生幽谷中，傍有爱神泉。零落无所依，孤影少人怜。 ”（《学衡》第39期）
[10] 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合肥：黄山书社， 1994年，第141页。
[11]《留美学生季报》第7卷第3号， 1920年。
[12] 吴宓：《吴宓诗集·刊印自序》，见吕效祖主编：《吴宓诗及其诗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6-7页。
[13] 马修·阿诺德及其思想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重要资源之一。从1897年第一篇文章到1932年最后一篇文章中，均可见到白璧德对阿诺德思想的反复称述。他还有专文《马修·阿诺德》，原载于Nation,1917.8.2 ， Vol.105.
[14] 转引自张源：《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北京：三联书店， 2009年，第44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并荣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首届优秀学术论文双年奖），感谢作者授权转载。分页标题
编辑：周观晴
责编：熊丽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