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看天下|这个适合拍悬疑片的朝代，又被马伯庸写出了好故事

_本文原题：这个适合拍悬疑片的朝代，又被马伯庸写出了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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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本刊采访人员罗婞
编辑 | 沈佳音
“我喜欢明代，是因为它呈现出的一种复杂性，和我们现在有一种连接的感觉。 ”
见到马伯庸，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比起前几年，他瘦了不少，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面容有些疲惫。
他的新书《两京十五日》于今年7月出版， 8月中下旬，他开启了北京上海间奔波往返的“双城”生活，见媒体，见读者。这本书讲的是明朝太子朱瞻基在15日之内从南京回北京奔丧的传奇故事，其中夹杂着对迁都、漕河等历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当马伯庸开始谈话，他身上的疲惫感消失了大半。聊起自己的创作和对历史的兴趣，他条理清晰、滔滔不绝，又变回互联网上那个博学、风趣、健谈的“马亲王” 。
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算起，这位以高产著称的作家至今已写了20多本书，主题跨度广泛，既有历史、悬疑，也有推理、科幻。和惊人写作速度相伴的，是他对不同知识领域广泛的兴趣，以及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更让人惊叹的是，从热度和商业角度来看，身为创作者的马伯庸也一直很顺利，从网文圈一步步走到大众面前。
除了“马亲王” ，马伯庸还有个广为人知的称呼， “鬼才” 。除了自带网感、擅长用梗、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描写外，更多的是因为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不过脑洞背后也有史料支撑。
这就是马伯庸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历史可能性写作”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发现在历史缝隙中有许多可能性可以挖掘，这些猜想未必是真的，但值得用想象去填补” 。对此，豆瓣读者“常州秦某”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在历史的缝隙间闪转腾挪，史料不足用考据，考据不足用脑补，在史料的表象之下勾勒出巨大的冰山。
真实历史大势的缝隙之间填入无数亦真亦幻的细节，最终构成马伯庸笔下既古典又现代的世界。《风起陇西》如此，《长安十二时辰》如此，新作《两京十五日》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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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
我们与明朝，其实并不遥远
这两年，由于《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的影视化，马伯庸“破圈” ，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但他偏偏自我降温，没有延续《长安十二时辰》同类型的写作，让自己“火上加火” ，而是写了本类似年鉴学派的历史科普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
《长安十二时辰》火了之后，马伯庸感到的却是恐慌。 “我担心会不会迷失其中，就停下来，后退一步。 ”他告诉本刊，之所以写与《长安十二时辰》完全无关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一下” 。
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是因为机缘巧合。马伯庸当时接触到一份比较罕见的徽州文书史料，本打算写一个几百字的介绍，结果最终成稿4万多字。这篇文章刊登后，同类资料越找越多，他想， “那算了，出本书” 。
这本书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由六个大明民间底层的案子组成，以小见大，通过故事介绍了明朝基层的工作状态、管理制度。和之前能大开脑洞的历史可能性小说不同，这本历史纪实类作品让马伯庸写得非常辛苦，读文献、找专家、实地探访。这项大工程完成后，他琢磨着，搜集了这么多资料，单写一本历史科普类书籍，好像有点可惜？
这本书也让他“憋得很难受” 。 “因为是纪实，所以我不能编，必须按照史料的记载来写，有时候会失去很多戏剧性。按照现实发展，一件事可能写着写着就没了，我会想，如果这件事再发展下去，可能戏剧性更强、更好看，但没办法，我不能改。 ” 分页标题
于是，他决定再写一部明代背景的小说，便有了《两京十五日》。这个近70万字的小说，灵感源头是《明史》一段不过46字的记载：“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 ”
用马伯庸的话来说，明宣宗登基， “在历史上不算最复杂，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 。
明仁宗朱高炽在1424年8月登基，不久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迁都回南京的事宜，不料， 1425年，从2月到5月间，南京屡屡地震，次数高达30次。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奉命南下，安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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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朱瞻基（@视觉中国图）
5月11日，仁宗病倒，中官海寿紧急出京召还太子。两京之间相隔两千两百余里路，在交通不甚发达的明朝，朱瞻基6月3日就抵达良乡接旨，一周后登基。
至于朱高炽为何重病，朱瞻基如何回宫、路上的见闻经历，并无准确记载，众说纷纭。马伯庸通过史料推测，他可能是通过“水运” ，即京杭大运河回京，并大开脑洞，为太子设计了一场两京之间的“大冒险” 。
设定有险，也是根据《明史》中另一段记载做出的延伸：“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也就是说，太子的叔父朱高煦觊觎皇位，有谋反的意图，不过伏击太子的行动没有成功。
马伯庸觉得，写作《两京》最难突破的地方，在于这个故事的结局已经固定，历史不能改变，要保证读者在知道结局的情况下仍然愿意一口气看完，得靠脑补和推理出的逃生桥段， “一路上基本各种生死，每次他一定死里逃生，但桥段不能一样，每次遇险的方式、逃生的手段和细节也不一样” 。因此，有媒体认为《两京》像明代的“公路片” 。
在完成两本与明朝有关的书籍后，马伯庸对于这个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明代是古典中国和近代中国的交接点，它呈现出维度非常多的复杂性。 ”他告诉本刊采访人员， “明代的皇权变得非常强大，科举选拔制度极其成熟，同时又具备了一些近代元素，比如资本主义萌芽，美洲的玉米、辣椒传入中国，出版业很发达，几乎和现在没有任何区别，产生近代和古典的碰撞。我喜欢明代，是因为它呈现出的一种复杂性，和我们现在有一种连接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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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都积胜图局部，这幅长卷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况的再现。（请将手机横置观看）（@视觉中国图）
“我喜欢写小人物”
马伯庸有个写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这个风格也延续到了《两京十五日》。有了《显微镜下的大明》和充分的史料奠基，《两京》中的官府架构，金陵、苏杭、济南的风土人情，人物嘴里的方言和俗语，依附漕河（即京杭大运河）而生的产业和人，这些基于考据而填入的细节，营造出一个让读者极具代入感的年代氛围。
大事不虚，即故事大框架真，还原历史的细节也真。
“我觉得写小说最重要的职责是把读者带入到你所创建的情境里来。 ”马伯庸认为，写历史小说想让读者沉浸其中，就是靠细节。
他以货币举例， “你让他（人物）说自己花了多少钱，对读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说掏出多少两纹银，特定时代可能掏出一半宝钞、一半纹银，银子怎么交割，都要写清楚。包括找钱，以前是拿剪子从银子上剪一块下来称一称重量，够了重量之后才给你。 ”这种对现代人而言已经很陌生的货币交易方式，描绘得越细致，越容易让读者信服，从而进入到作者笔下的时代， “其实是个催眠的过程” 。分页标题
至于具体的情节、人物，则有虚有实。《两京十五日》中有四位主人公：太子朱瞻基、南京应天府捕吏吴定缘、南京行人司的小行人于谦，以及医女苏荆溪。后三人，是朱瞻基两京之行的旅伴。
据历史记载， “蟋蟀皇帝”朱瞻基酷爱斗蛐蛐，延续父亲的仁政思想。但至于他作为朱棣给予诸多偏爱的孙子，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后人不得而知，但马伯庸却给出一种有趣的可能：是这趟两京之行改变了身负重任的宣宗。
于谦，原型便是那首选入课本的诗歌《石灰吟》的作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历史上，于谦虽是文人，但生性刚烈耿直，曾在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叛时随朱瞻基亲征。汉王投降后，于谦奉宣宗之命，声色俱厉地数落汉王罪行，吓得朱高煦趴在地上抬不起头，不停发抖。
《两京》里，于谦和朱瞻基之间的相识和经历是虚构的。书里，宝船爆炸、太子意外死里逃生，捕吏吴定缘怀疑他是制造爆炸的凶手，将太子扭送到锦衣卫，在此碰上了于谦。虽然情节属于脑洞，但于谦忠诚、刚正不阿、爱讲儒道，甚至近乎木讷的性情，与史料记载相似。 “我比较喜欢于谦，而且在这个角色上也是下了很大的工夫，于谦的历史地位太高了，写他的话就不能太过放开、太编排。 ”马伯庸说。
吴定缘和苏荆溪则是纯属虚构的人物，马伯庸在塑造他们的时候综合参考了不少民间小说。
朱瞻基和吴定缘这两个主要角色，一实一虚，身份一高一低，设定颇具错位感。太子落难，遇上一个侦查推理能力极强，但却对什么都无所谓、每天烂醉如泥的小捕吏，在逃生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马伯庸说，相比大人物，他更喜欢写小人物，“很多东西大人物看不到，对于社会的真实情况，大人物一定带着自己的立场、带着自己的偏见，而且有时候他得到的信息是扭曲的。 ” 历史话题之外，马伯庸现在感兴趣的话题有法律领域和农村题材， “很多问题只有深入农村基层才能得到解释” 。
这种偏好也带到了《两京》中。与背景设定在宫中的《长安十二时辰》不同，马伯庸这次将笔力集中在民间。朱瞻基原本将迁都、废漕视作理所当然，但在逃生的过程中，他一边体验民生疾苦，一边厘清了“自己究竟得罪了谁”——不仅是想篡位的叔父，还有为北境安全着想、反对迁都的大臣，依附漕河而生的商人和工人。
《两京》中的反派，并非生性“坏” ，而是为了“利” 。对于底层人物，譬如白莲教的描写，马伯庸展现出体恤和关怀，他笔下的教众，大多不过是“为了活下去”而抱团取暖的底层可怜人。
难免有读者拿《两京》与大热的《长安》相比。在马伯庸自己眼里，这背后自己其实是成长了的：“一个是叙事技巧，一个是人物塑造，还有就是对于历史情怀的表现。《长安》表现得很浅、很隐晦；《两京》除了故事外，还有对京杭大运河的一些描述，以及京杭大运河对于明代政治经济影响的一些探讨。我觉得这是现在我想表现的。 ”
历史小说的“现代精神”
《两京十五日》与《长安十二时辰》有着相似的快节奏：前者是15天内北上回京的“大冒险” ，后者是12小时内阻止长安毁灭的紧急行动。 “历史可能性”外，两部作品的悬疑元素同样显眼：紧凑的叙事节奏，惊险、刺激、扣人心弦的剧情，如同电影画面一般的情节描写。
《长安十二时辰》评论区里，有人称之为美剧《反恐24小时》的长安版，也有人说有“《达芬奇密码》的既视感”；有人看了《两京》后，给出“一部有着好莱坞内核的历史小说”这样的评价，还有人推测， “这本书就是为了影视化而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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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看天下|这个适合拍悬疑片的朝代，又被马伯庸写出了好故事】《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马伯庸的回应是：自己的作品不是和好莱坞相似，而是和所有成功小说、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相似。“就通俗小说而言，好的作品是有一定的冲突规律的，你没有必要去特意违背它。 ”他解释道， “这个东西不仅仅存在于好莱坞、中国或者日本。 ”
至于市场和影视化方面的需求，对他写作的影响微乎其微。他的原则是“写爽了” ，之后作品进入市场，自然会吸引和自己志趣相投的读者， “以我为主去筛选读者，而不是说我去迎合读者” 。
顶着鬼才的光环，马伯庸却一直说自己是努力型而非天赋型选手。从外企辞职，开始全职写作后，他仍然保持着“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表，每天保持4000字的工作量，除此之外，就是看书、看剧。 “当你的阅读量足够多的时候，你的脑洞开得就大，你的灵感爆发得就多。 ”他总结道。
在历史缝隙间闪转腾挪，马伯庸笔下古典世界的现代气息，并不仅仅体现在情节编排和叙事方式，还有人物塑造上。这种对现实的关照，也是能打动许多读者的地方。
以朱瞻基和吴定缘这对在开头状态都十分消沉低落的“冤家”为例，朱瞻基的痛苦，在于身份地位高，但得不到大家认同；吴定缘的心结，在于“我是谁”的迷失，这也是他颓废的根源。 “这两类人其实在现实中都有原型，不是特定某个人，而是一类人，我都见过，放在古代也很正常。 ”马伯庸说。
苏荆溪，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存在：聪慧、独立，有反叛精神——她复仇的对象，不仅有宫中权贵，还有整个殉葬制度。在马伯庸看来，她与自己之前创作的女主角不同，不是依附主角或者男性而存在，而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这在以事业为重的现代女性中很常见。
“实际上我们现在写历史小说，它一定有现代理念和现代的价值观在里面。 ”马伯庸说，苏荆溪这个角色确实不太有明代特点，反而很现代，这种创作中的现代性，是必要的， “我们读《水浒传》，那些英雄杀个人，杀无辜百姓很正常，这些角色还是很光鲜亮丽，比如刘安杀妻，当时刘安见了刘备之后没什么可招待的，回头把自己老婆杀了，杀了之后把肉拿出来吃。你说现在如果一个作家写出这个事，还是带着一种褒奖的态度去写的话，你想会是什么结果？我们现在写任何东西都是按现在的审美和价值观，但是怎么样给处理得比较柔和，比较不露痕迹，每个作家的技法都不一样。 ”
《两京》之后，马伯庸仍会继续探索不同题材的创作。他说自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写《古董局中局》时研究了几年古董，烦了；他换了个题材，去写设定在唐朝的历史悬疑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完成后，觉得天天写动作戏好累，开始写《显微镜下的大明》，写完后，发现考据文献也很累，又切换一个风格。 “每一步都和之前不一样，我不喜欢固守在同一个方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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