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同样遭遇诸王叛乱，为何汉朝平定后是大治，西晋平定后却更乱？君王皇帝|楚汉|秦

历史上的朝代，由于皇权不稳，常常会爆发诸王叛乱也就是由藩王发起的内部斗争。然而，同样是有名的藩王内部的斗争，汉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的后果可比西晋八王之乱要好得多，七国之乱后，汉朝依旧迎来了汉武盛世，对北方一直蠢蠢欲动的匈奴给予了致命打击，缔造了一个盛汉传说。
可是八王之乱后，紧接着的却是五胡接连南下，十六国并立，晋朝衣冠南渡，整个北方地区陷入一片战火之中，直到隋朝一统南北才得以终结这持续了近四百年的乱世，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许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得到答案。
汉朝和晋朝在经过战乱后的结局不同，其持续时间是一个关键
刘邦建立西汉后，实行了郡县和分封并举的两种制度，在除了了七大异姓诸侯王后，刘邦并没有选择秦始皇那样全面推行郡县制，毕竟秦朝之亡就在眼前，虽然和郡县制没什么关系，可能规避的还是规避的好一些，所以刘邦继续大肆分封九大同姓诸侯王，都是刘邦的亲戚：
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而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
同样的晋朝也是一样，司马炎有感于曹魏没立藩王，还不断地压制他们的发展空间，导致最后司马专权的时候，无一个曹氏宗亲能够出来拨乱的缘故，于是在继位之处就大封诸王，用以作为晋朝的屏障：
于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锡之山川，誓以带砺。
可不论是刘邦还是司马炎，在面对分封的问题上，也难保刹不住车，造成“分封太滥”的结果：
1. 刘邦所分的诸王，早期实力并不算强大，像地盘最大的齐王刘肥，其属国齐国坐拥七十余城，为诸侯之冠，但齐国的实际权力，却是掌握在中央所委派的国相曹参手中；
2. 晋朝也是一样的，为了限制藩王的权限，实力最大的诸侯手里可动用军队不过五千，而且把诸侯分封全部打散，仅司马炎统一之初，就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个诸侯王，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诸侯向中央发难的可行性；
3. 可是当时的汉庭百废待兴，于是开始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对地方诸侯王的发展不加干涉，如此一来势必导致诸侯王的坐大，而在晋朝，司马炎晚年昏庸贪色，对地方藩王也采取了不管不顾的方针，任凭他们和士族联姻，扩充军队等。
到最后，汉景帝因削藩缘故，晋庭因贾南风干政缘故，各自发生了动摇国本的叛乱，但不同的是：吴楚七国之乱仅仅维持了三个月就覆灭了，汉朝国本虽动，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后续还能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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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晋朝八王之乱却足足维持了十六年，整个晋朝都陷入了战火之中，农业荒废、经济破坏，战乱已经使得整个晋朝伤到了根本，等到战火终于平息了，晋庭对各地的控制力早已大幅度减弱，不说要对付北方的匈奴，光是平定四川的李雄等流民势力，晋庭都已经应接不暇了。
虽然都是诸王叛乱，可七国之乱是有其必然性的，而八王之乱却是突发性，这造成了朝廷对平乱的应对不一样
对其七国之乱的爆发，其实早在刘邦时期就预见到了，刘邦就曾经在和首恶吴王刘濞的交谈中，要他好好地守住东南，以防备楚国后代势力的死灰复燃，为国效力，不要造反。
当时的刘濞是“濞顿首曰：‘不敢。’” ，而到了吕后当政时期，鉴于藩王势力过强，于是就开始收拢诸侯的权力了。
1. 吕后是以外戚干政的，所以她最怕的就是这些刘氏子孙起来反对，于是在诸侯王中，吕后挑选了势力最强、地盘最大，但同时性格也相对比较软弱的齐王刘肥动刀，在汉惠帝元年就从刘肥的四郡之地中割除城阳郡，赐予亲生女儿鲁元公主，缩减了刘肥的力量，之后吕后干政，再割济南郡和琅琊郡给吕家和刘家；分页标题
2. 到了汉文帝继位时，群臣大杀诸吕，其中又以齐王肥之子刘襄和刘章出力较多，于是将齐国一分为三：齐国、济北国和城阳国。之后继续不断分割，终汉文帝一朝二十四年，原本拥有四郡七十三城的齐国，被分割为七部：齐国、胶东国、胶西国、城阳国、济北国、济南国、菑川国，原本占有东海鱼盐之便，赋税占汉帝国三分之一的旧齐之地，此时的力量已经大为减弱了；
3. 在吴楚七国之乱的三个月时间里，齐国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七国之乱”：齐王刘将闾不愿从叛，于是占据临淄自守，这样一来让其他和吴王串联的六王深感不安，有胶西王刘昂进攻齐王，有济北王刘志坚守国都不出兵，抵制吴楚等。齐国陷入了内战，也使得这个强大的诸侯国无法进入中原战场，给了朝廷平乱的绝佳时机。
正如贾谊的《治安策》所言，吴楚之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所谓“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这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汉朝自汉文帝以来，就一直都在严防这一危害的发生：镇压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剥夺淮南王刘长的封国、以及前面所说的分七齐国，都是汉文帝的削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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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汉景帝之时，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成为势力最强的诸侯王，于是汉景帝又继续削藩：夺了刘戊的东海郡、削去刘遂的河间郡、减去胶西王刘昂的六个县，到后面要动吴王刘濞的时候，却引起了他的反扑，并联系了其他因封地被削而心生不满的六大诸侯王一起，组成七国之乱。
虽然这叛乱声势浩大，也出乎汉景帝的预料范围，可这却是在汉庭的心里承受范围之内的，所以在叛乱开始之后不久，朝廷就选好了平叛的人选：太尉周亚夫率主力抵抗吴楚军队，曲周侯郦寄主攻赵国，并防备赵国背后的匈奴南下，栾布协助齐王刘将闾平定齐国内乱，得胜后再取道南下，包抄吴楚的后路，加上梁王刘武的奋战，七国之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下来。
【楚汉|同样遭遇诸王叛乱，为何汉朝平定后是大治，西晋平定后却更乱？】至于平定之后的国家道路要如何走下去呢？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削藩是势在必行的，七国之乱与其说是西方反抗中央的叛乱，倒不如说是汉帝在削藩途中所发生的一件插曲，只是这插曲影响规模更大、所浪费的资本也更多而已，而这些丝毫影响不了汉帝们继续削藩、加强中央实力的既定政策。
于是除楚国保持封地外，其余六国土地全部收回中央，而其他的藩王们，经过了这场战乱后，势力也有所减弱，于是顺理成章的，中央一改之前强枝弱干的局面，对地方诸侯形成了战略优势，汉朝也在这中央集权的优势下，迎来了被后世们歌功颂德的汉武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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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晋朝就不一样了，八王之乱的原因是因为外戚贾南风的干政，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尤其是她杀害了颇有才能的太子司马遹之后，更是引起了赵王司马伦的兴兵讨伐，八王之乱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了。之所以说八王和七国不一样，主要就在于掌权者身上。
自从秦始皇确立“朕即天下”之后，皇帝就成了世上最庄严不可侵犯的吉祥物，不论是八王还是七国，在他们起兵反抗之时，无一例外地都是打着“清君侧”的借口去的，七国清的是晁错，而八王清的是贾南风，可是不同于汉朝，晋朝的帝王司马衷实际上还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的无知皇帝，他自身并没有能力可以控制住八王。
那些有能力控制住诸侯王的：杨骏、司马玮、贾南风等人都已经先后死去，而在平贾之乱后夺取胜利果实的赵王司马伦，又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物，居然逼迫晋惠帝司马衷禅让，自己做了皇帝。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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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论关系，司马伦不过是司马懿的九子，和司马衷的关系差了八竿子远，这样一个人都能做皇帝，无疑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各地诸侯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来做这“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勾当了。
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除去贾南风执政的那八年之外，余下的八年都是在打仗，平均下来：八王分别执掌了一年的朝纲，可以说晋朝的八次可以安稳下来的机会，就这样被八个诸侯白白错过了。
等到诸侯都死得差不多了，东海王司马越成了最后赢家，本来可以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的司马越，却发现整个国家都已经被掏空，最后刘渊入晋，只轻轻地给推了一把，残破不堪的西晋朝就轰然倒塌了。
除了持续时间和掌权者的无能外，汉朝和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可同日而语
自刘邦之后，虽然削藩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可是对于民生、经济等内销发展，朝廷也是捉得很紧的。到了文帝时期，晁错所上的《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就准确地提出“钱”、“粮”、“兵”这三大稳定社会的重要举措。
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汉朝的发展一直都是呈稳步上升的趋势的，事实上，吴楚七国之乱是“生不逢时”的，刚好赶上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仪”的“文景之治”节点，平定叛乱更像是帝王们在外事已定，社会安稳的情况下所做的收尾工作，所以七个不长眼的藩王作乱其实是很不得民心的，在将他们平定之后，剩下的诸侯王们也就不敢再说什么废话了。
像齐王刘将闾，本来也是要加入叛乱的，可手底下没人同意啊，只能继续表明旗帜支持中央政府了。又比如梁王刘武、河间王刘德、广川王刘彭祖这些藩王，就是坚定的支持中央者，虽然削藩到最后也要削到他们头上，可中央政府已是人心所向，他们自然也不会笨到去做那叛乱的蠢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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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晋朝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炎晚年时期，整个西晋朝已经是贪腐成风，攀比成性了，在司马炎的默许下，士族之间争相攀比以讨好皇帝，以公肥私，为了应付开支，于是政府只能继续加强对贫穷百姓的剥削，结果造成农民大规模破产，只能纷纷逃入河西走廊和四川这些离天子较远的地方避难，成为了流民集团。司马炎时代，国内各地就到处都有流民了，外表光鲜的西晋，内部早已是暗流涌动了。
而司马炎死后所留下的烂摊子也没人去收拾，众人都忙着夺权，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这样一来，整个西晋朝的权威全线崩溃，没人再愿意服从晋朝了，有点志气的就自己揭竿起义，自己管自己，比如氐族人齐万年、李特等，没大本事的就拥立新的主人，到最后没什么选择了，连异族人也行吧，反正有口饭吃比啥都强，到衣冠南渡的时候，晋朝已经丢光了面子，东晋历代皇帝都不过是士族手里的傀儡而已，晋朝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感最低的王朝？原因就是如此。
结语
汉朝在大乱之后能有大治，而晋朝在大乱之后却依旧是大乱，很大因素还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如何，汉晋的唐朝、明朝，一样也经过乱事，而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就开始由盛转衰，而大明自靖难之乱后却如浴火重生，其原因也是如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此言着实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