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冲突，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

几乎所有冲突，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北游独立评论今天以下文章来源于先知书店，作者先知书店策划：先知书店文：愈嘉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就不可能理解相关事物，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空缺某个概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不去思考相关现象。 ”可见，人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概念，来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的。然而，比缺失概念更严重的，是对概念的混淆和误解。无论是生活、商业和政治，混淆概念，都会出大问题。比如， “文明”与“文化” 。这两个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用，但事实上，即便是专家学者，也很少能把两者的关系讲清楚。然而，混淆、误解这两个司空见惯的概念——“后果很严重” 。▍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叫文化知道不能使用酷刑，叫文明长期以来，我们在使用“文明”“文化”两个概念的时候，总是冠以一些前缀，比如“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民族文化”等等。从表象来看， “文明与文化”似乎没什么区别，冠以什么样的前缀，不过是约定俗成的搭配习惯而已。然而，透过著名学者刘刚、李冬君的代表作《文化的江山》一书，我们却发现，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我们通过书中对“商周之变”的剖析，便可以很清晰地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根本分野。我们熟悉的商朝，是由“商人”这个族群建立的——“商人”不是指做生意的人，而是指商族。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商人”才是“人” ，他们自认为“天命降于商人” ，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而献祭的这些活人，来自对外战争中所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人。可见， “商文化” ，只能被“商族”所接受，对于其他族群，意味着灭顶之灾。它不具备“普遍性” ，是一种强烈的“特殊性” 。而这种特殊性，必然会遭到其他族群的反抗。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在抗争的过程中，周人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天命降于周王” ，完全不同于商族的“天命降于商人” 。乍看，这似乎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因为， “天命降于周王”意味着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所有族群推翻商朝的统治，甚至商朝的军队也因此临阵倒戈，如此，周王室的大业才能成功。正是在“商周之变”之后， “中华文明”“中国”等概念，才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天命降于周王”的“天命观”指引下， “中国”一词意味着“天下的中央” ，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而“中华文明”指的是全天下人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诞生了。由此，抛开具象的历史，我们便可以对“文明”做一个精确的定义。文明，是一种能被人广泛接受的普遍秩序，天然具有可拓展性。文明的“正当性” ，在于对一种理想，一种价值的追求与认同。文明的“普遍性” ，在于它并非局限于某一族群的小传统，而是根植于全人类的大传统。普遍性与特殊性，如此定义文明与文化，或许过于抽象，如果举例来说，那就是——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叫文化，而知道不能使用酷刑，叫文明。▍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拒绝文明如今，我们常常会在网络看到这样的观点——“某某国有特殊国情，绝不能随意照抄世界经验。 ”这是混淆文明与文化的典型。文化，是历史性的，是对生存结构的特定表达，任何文化都会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这个系统能带给共同体想象中的安全感,因此，与文明有所不同的是，文化是历史的结果，天然具有特殊性、遮蔽性，以及对抗性。中国政法大学的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对“文化”的特殊性与“文明”的普遍性的关系，做了通透的解读——1840年之前，中华帝国以“儒家伦理”安定天下，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中国文化——“人伦”、“孝道”、“忠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其文化的遮蔽性可见一斑。1840年之后，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文明大潮，立即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无比强大的秩序，传统社会在它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不作出任何变革，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 “文化”与“文明”的第一层关系，就是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拒绝文明。换句话说，特殊性不能对抗普遍性。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要拥抱人类已经抵达的文明地基——尤其是思想、精神和制度文明，从而消解遮蔽效应，拓展未来的生存道路。以我们的近邻日本为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尽管学习了西方的种种制度，但是仍然保留了日本文化中特殊的天皇制度——宪法明文规定天皇万世一系，大权独揽，最终导致日本走向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不仅给日本，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二战后的日本，没有死守民族自尊心，沉浸在“大日本帝国”的历史梦幻中，而是全面拥抱现代文明——限制天皇权力，施行君主立宪；解散财阀等垄断资本，铲除法西斯经济基础，全面拥抱自由市场；禁止传授封建伦理，确保青少年都能接受现代教育。▍文明要俯下身来尊重具体性的文化否则就沦为空洞的口号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于是，文化与文明之间，便引发了一个强烈的冲突，文化只有融入文明，才有生命力，但是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对这一经典悖论，做出了精彩的分析。他认为，普遍性是从众多特殊性抽象而来。例如， “人”这个概念，人之所以能脱离肤色、种族、地域、风情而共同被表述为“人” ，依赖的是思维对人的具体差异性的模糊处理，抽象出共通性。同样， “文明”这个概念，之所以能超越如此众多的特殊文化，被奉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 ，在于它对所有不同族群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进行了抽象。然而，文明所代表的抽象价值，只能给出意义和方向，离开了具象的人，具体的现实，文明便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所以王人博老师说：“普遍性的成立深植于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而不是普遍性取代了具体性。事实上，人既需要普遍主义的价值作为方向，又热心自己的个性化的存在。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的辩证运动，是西方价值变性为人类共同实践的普遍价值的一个途径。 ”此言，道出了“文化与文明”的第二层关系，文明必须俯下身来，亲近文化，文明绝不能高高在上，试图全面消灭文化，也就是说普遍性不能完全取代特殊性。以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故事为例。1830年代，达尔文去原始部落考察，把当地的一个小男孩带回英国精心培养，他长大后，成为了一个绅士，并重返部落。当达尔文回到部落考察时，发现小男孩竟然被吃了，当地酋长不耐烦地解释道：“那小子自称是大师，整天只知道夸夸其谈，什么都不会做，连兔子都不会杀。我们觉得留着他也是多余，就把他给吃了!”可见，文明若是强行改造文化，其结果只能是发生剧烈的排异反应。再举一个和中国人关系比较近的例子，也是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请问，假若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遇到红灯，但没有车辆驶过，这个人应该是走还是停呢？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遵守规则就是无论是否有车辆驶过，遇到红灯行人就应该停下来。如果用西方的经验来衡量，很容易得出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结论。但事实上，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是情景化、语境化的。中国人是一种经验至上的动物，不信奉绝对化的规则。因此是否通过马路，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安全的经验来判断，没有人会跟红绿灯较劲，因为这会被视为“傻” 。这并非中国人不讲理，而是这个理是交给了具体实践的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由他自己做出判断。而且，中国人也愿意相信，君子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王人博老师认为，文明真要成为普遍性价值，它不应凌驾于具体性的文化之上，而是俯下身来尊重和亲近具体性的文化。舍此，或许没有更近的路。▍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美国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如何辨别文化与文明，如何正确看待文化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种智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文化具有遮蔽性，若不想走进死胡同，便不能以特殊为由，拒绝普世文明。但是，尽管文明天然具有拓展性，普适性，但若不能俯下身来尊重、亲近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所谓的“文明” ，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由此，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读懂中国本身的特殊性，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这是文化的范畴，也是刘刚、李冬君老师《文化的江山》要回答的问题。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读懂文明大潮下的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这是跨越历史三峡的文明转型问题，也是王人博老师《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主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