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凶残反动的另一面

洋务运动四大名臣。曾、左、李、张，最让后人诟病的是张之洞。除了他的功业不如前三位，还有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被保守派利用，遗误国人至今。他的同代人说他：行为怪异、性格乖张、兴居无节、号令不时、骄蹇无礼。我看此人老奸巨猾，为人阴险。其人其文充满理学冷峻之气。张之洞(1837-1909) ，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早年属于朝中务虚的清流派， 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戊戌变法时正担任湖广总督。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基本是一名看客。他见过康有为，对康的《孔子改制考》一类为改革张本的思想很·不屑一顾，认为离经叛道。对康被皇帝召见，成为政治新星打心底不不愉快。但戊戌六君子中二杨、杨深秀和杨锐却与张之洞关系不一般，他只是利用他们收集情报。杨深秀，原来只是晋南闻喜县《闻喜县志》的主笔。他的锦绣文章和才华修养，被身为巡抚张大人发现，张之洞创办令德堂，延请杨深秀作为协讲。杨不久考中了进士，继而成为变法图新的名臣，获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和重用。杨锐，原为张之洞受业弟子。张之洞历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杨锐始终跟随左右。他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1895年3月底，他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 。 “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大致相当于今天各省的“驻京办” ，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当时，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杨锐由湖南巡抚陈宝琛推荐给光绪皇帝， 9月1日，受光绪帝召见，几天后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一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人称“军机四卿” 。“军机四卿”是光绪帝专行任命的，政变后一齐落网。张之洞接到报告，马上指示京中的其他亲信查明详情，随即多方发电，托荣禄、王文韶、裕禄等中枢大员营救杨锐。9月28日清廷颁下一道谕旨：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人处斩。后人合称为“戊戌六君子” 。无论如何，这次张之洞对变法派的学生、下属还是出手营救了。没成功，总还做了让人惋惜的姿态。但在·两年后对学生唐才常的处置却让人·看不下去了，张亲自下令杀掉自己的学生唐才常等20多人。充分暴露出出其阴险狡诈的一面。1900 ，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决反对朝廷支持、利用义和团对外开战，共同策划“东南互保” 。此时亡命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 ，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唐才常， 1867年生，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器重。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光绪二十三年（1897）唐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后、唐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与兴中会的毕永年合作，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 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成立“自立会” ，组织自立军。慈禧向各国宣战后，为挽救时局、唐以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 ，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2万人，分为七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是“武装勤王” ，使光绪皇帝归位。唐才常计划， 1900年·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几处同时响应，举行大起义。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不足，起义推迟。但此时安徽自立军在大通，仍按原计划举事，孤军奋战，很快被镇压下去。此时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武汉方自立军且已暴露，形势如弓箭在弦，不得不发，唐才常决定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却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可争取的假象。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中有好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短时间迅猛发展。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 ，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能贸然行动。局势变得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毫不手软，赶在自立军23日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20多人一网打尽，张之洞亲自堂审，张问唐：你文才甚优，为何谋乱？唐反唇相讥：你读书而不明理，附和太后，忘了与光绪帝的君臣之义！被捕者中有多位他创办的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的门生，为了摆脱干系，张之洞不经奏报，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立决！，内中出唐才常外，两湖书院学生多名。张之洞虽然开明，对风险与收益拿捏精准，一旦涉及到王朝核心利益，决不越雷池半步，与老佛爷过不去。毫不手软，不惜杀掉过去看重的学生连经常与他一起联名奏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都看不惯他，说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 。刘坤一这八字评语，活龙活现凸显了张之洞的乖巧个性。张之洞固然有厉害的算计，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思想上的自觉。这个秘密要到《劝学篇》里面去破译。百日维新期间，精明的张之洞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劝学篇》，洋洋数万言，他开宗明义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即使孔孟再世，也不会非议变法。因为可变者，是器械、工艺和法律政制，这是用；不可变者，乃儒家之圣道、三纲之伦理、修身养性之心术，这是体。简而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讲的是不变的圣人之道；外篇中，有鼓励出国，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类激进之语。张之洞的幕僚、那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辜鸿铭，后来评论道：君子重“理”不重“势” ，小人重“势”不重“理” 。张大帅见西人兵舰巨炮厉害，欲舍“理”而言“势” ，入小人之道；又患得患失，恐怕人心不古，于是踌躇满志，提出两全之道，所谓中体西用也。《劝学篇》一发布，帝、后两党双边都叫好。光绪帝欣赏张之洞的变法主张，命总理衙门排印300部，作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后党读到张之洞批评公羊说乃“乱臣贼子喜也” ，旗帜鲜明与康梁划清界限，亦放心不少。张之洞以高超的权术技巧和精准的政治算计平衡于帝后之间，左右逢源，两边得分，最终谁占上风，他都不吃亏，有红利可取。果然，等到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平安无事。张之洞说，晚清的求变，有三种路向，一曰保国家，二曰保圣教，三曰保华种。所谓国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谓圣教，指的是儒家纲常伦理，所谓华种，意思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清廷推行新政，当然是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于国家的安危；康有为变制，是为了捍卫儒家圣教；而梁启超鼓吹维新，最关心的是世界竞争大势下民族的生存。在《劝学篇》里面，他明确表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在他看来，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戊戌之后，张之洞与康梁彻底交恶。张之洞生平最恨“乱臣贼子” ，流亡海外的康梁之言行，让张之洞厌恶，他多次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指责康梁办的《清议报》“诋毁中国朝政，污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 。后，有人谓之：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有术。但张没有袁的魄力，缺乏的一个大政治家的担当，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能力，他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却成不了乱世之英雄。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中点评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对张之洞最为不屑，他如此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梁任公的这段话，虽然有翻脸之后的意气成分，但多少有几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