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邓小平主义

即使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邓小平也是极其罕见的伟大政治家。时至今日，人们对邓小平的政治和思想遗产进行了多种各取所需的解读。这很正常，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利益、立场不统一，观念和认识也不可能统一。我自视是邓小平主义者，所以，也谈谈自己这方面的看法。我所理解的邓小平主义，包含四个支点：一，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它不是一味强调集中，而是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地、有序地放开个人和社会空间。二，经济上的市场主义。它不是主张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而是以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同时支持政府更好发挥其整合经济和社会的功能，包括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三，指导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不搞意识形态至上。四，优先目标是“国强民富” 。以上四个是支点，但不是不能兼容其他价值。事实上，作为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主张，邓小平主义必然同时兼容其他价值目标。具体做法是，遵循木桶原理，什么急缺补充什么：平等少了补平等，公正少了补公正，自由少了补自由；也就是所谓的“问题导向”：借助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推进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的进步与完善。对于现实中某种价值是多了还是少了，不同人可能有不同判断。对此，邓小平主义的原则是，以“国强民富”这一优先目标，作为衡量价值先后轻重的尺度标准。按此标准，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可能不少人会说是自由。确实，近几年自由比之前些年似乎少了些，但这只能说是有所不足，还不到急缺程度；毛泽东时代的某些时期，才可称之为自由急缺。我认为，此前中国社会最缺的是公正，但经过这些年力度空前的反腐和官场整顿，情况已有根本改观，虽然还做不到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世界上好像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但显然公正已不是当前急缺。现在相对更缺的，可能是平等：贫富差距悬殊，一些现象触目惊心，这应该是当下一些民怨的源头。所以，中国现在不但要大力扶贫，还须尽可能地限高、扶中、抬低。但是，中国国内目前最危险、最关键的，还是效率问题，即当前下行的经济能不能重振雄风？有效率，其他价值缺失，都可通过利益增量得到一定弥补，这也是中国近3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加速分化并存的状况下，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的关键；无效率，原来不算急缺的，也会变得急缺。所以，不论对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怎么搞、能否搞上去，都是一场关乎治乱兴衰的决定性战役。然而，以上说的只是国内，事实上，近年来不断加剧的中美冲突，已经改变了一切。由于美国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压力、极大恶化了中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并可能给全体中国人带来空前的福利损失（现在中国的盘子大了，可能损失的东西也多了），所以，集中力量以抵抗美国打压、消解其加诸中国的各种不利，是当下中国最迫切、最重要的目标；其他目标和内部矛盾，在这一强大外因面前，都变得相对次要。中国有必要像抗日战争前夕一样，放下多种内部分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按照邓小平实用主义的思路和问题导向，当前，凡是有利于对抗美国的，就是好的，积极的；凡是不利于对抗美国的，就是消极的。随着美国对华意图越来越表露清晰，事实已经很清楚，中国这一次面对的，是确凿无疑的国运之争，其结果将决定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得失乃至兴衰存亡。中国只有赢得这次冲突，至少挺过这轮打压，才可能拥有自己的未来，也才有资格谈论其他的价值问题，解决其他矛盾，满足其他需要。